中国与西方伦理思想总结

姓名：陈博涵学号：***

学院院系：13级外国语学院涉外文秘一班

**古西方思想

古希腊哲学与思想家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对人类，自然和智慧的看法，一体包括什么是“真实”或“智慧”，什么是真正的知识，如何可以获得真正的知识。文艺复兴以及“文艺复兴探索者”，两位代表人物：哥伦布和马基雅维利，设计文艺复兴后期的欧洲，哥伦布航行和他的日志以及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

文艺复兴的特点是人文探索与科学探索齐头并进，尤其体现在文艺复兴后期的“现代科学思想”中。选取培根，笛卡尔，伽利略三位17世纪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家作为代表，讨论他们关于自然，人，人类历史以及知识的观点。自从人类和人类组织出现以来，管理就应运而生。

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管理实践一经渗透到我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但直到100多年前的近代，管理才出现了现代意义上的管理，管理作为一门学科正式形成。当然，它有其重要的社会经济背景，如19世纪中叶以后美国现代公司制度的建立、企业规模和数量的不断扩大等。

西方管理理论自产生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社会经济组织的演进与管理思想理论的发展是相互促进的。也就是说，经济组织的演进为管理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管理研究的进展为新组织的整合提供了支持和保障。

相互促进的关系是管理思想和理论演进和发展的根本动力。由于企业或行政组织经营实践的多样性和复杂性，由此衍生出的管理理论也呈现出多样性、复杂性甚至复杂性。因此，在管理理论中，没有一种理论能包罗万象，主宰世界。呈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

甚至一度出现管理学的“丛林”现象。管理理论流派繁多，理论各异。管理学从产生到现在，有几十种具有代表性的理论，还有更多的理论不在主流。

导致对管理作一概念上的界定都无法产生一致的定义。例如，法约尔认为管理就是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西蒙认为管理就是决策等等，但我还是更喜欢康茨的定义：

管理就是在正式的组织化群体中通过别人做事情的艺术，也是创造一种环境使这种组织化的群体里的人们以个体或协作的方式实现群体目标的艺术，同时也是排除绩效障碍的艺术以及在有效地达成目标的过程中保证最优效率的艺术。虽然管理思想源远流长，复杂多变，但我们仍然可以探索管理思想的发展。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第二次工业革命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企业间的竞争日趋激烈。

同时，股份制企业制度促进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出现了职业经理人。面对日益激烈的竞争压力，企业家开始将注意力从技术转移到管理上。“管理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有代表性的就是1910年福特发明流水线的批量生产方式；斯隆创立广泛适应的事业部制；特别是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走向成熟并普遍推广，使管理理论成为一门科学，成为管理学产生的标志。按照时间顺序，以下是吉尔布雷斯人的行动研究。行动研究的目的是开发合理的行动模式，采取合理的工作方法，改善工具和环境，提高生产效率。

接下来韦伯的组织理论暂居潮流。他的理想行政组织可以分为三个层次：最高领导层相当于高级管理层，行政**相当于中级管理层，一般工作人员相当于基层管理层。

韦伯还指出，任何组织都必须以某种形式的权利为基础才能实现其目标，只有权利才能变得混乱有序。

西方管理思想发展至今，已逾百年，不少思想至今仍光芒万丈。但它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系统。不难发现，它又这样一种演变趋势。比如，要更加注重知识和知识结构的衡量，更加注重快速反应、全球战略、跨文化管理等。

纵观西方管理思想的发展史，有几条清晰的线索。比如从制度的变革到人性的发掘，比如企业不同的部门协调到企业大系统管理的研讨，比如对人性假设不同而产生的不同的激励理论与思想。这些是我们研究西方管理思想史时可以遵循的方向。

我对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很感兴趣。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教育家。当我们谈到古希腊哲学时，我们必须提到三个连贯的数字：

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他们三人一起创立了今天的西方哲学思想。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学”与康德、穆勒的伦理学被西方思想家们并称为古典哲学伦理学的三大体系。

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综合前人伦理思想的成果，运用经验和理性相结合的方法，深入**了人类道德行为的各个环节和奴隶制社会道德关系的各种规定，建立了西方伦理思想史上第一个完整的幸福论伦理学的理论体系，是西方哲学史上最重要的伦理学经典著作之一，亦是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德性伦理学复兴的中心模式。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理论是德谟克利特幸福理论在古希腊德继承和发展。它的中心是关于幸福的条件及其实现。他的全集里包括三部保存下来的论著， 亚里士多德所处的时代，昔日辉煌的希腊城邦由于相互的征伐、内部的党争以及执政者的本身的腐败堕落走到了了历史的尽头，再加上北方的马其顿的军事入侵希腊城邦时代上了一个句号，作为形体的和表现物的城虽然没有了，但是其作为人类史上的光辉时代的精神确是后人的思想源泉和制度蓝本，而作为这种精神的载体和人类理性的成果的代表之一，就是亚氏在希腊末期所著的《政治学》，其对后世的影响无需多述，因为今天的大都政治主流价值就是源自它。

中国与西方伦理思想总结 篇3

法家是先秦时期提倡法治的学派。这个学派在战国时期属显学，是个大学派，而且分支众多，各诸侯国几乎都有法家的.代表人物在活动。但从法家思想学说的产生和传播来看，主要可分为齐法家和秦晋法家……

中国与西方伦理思想总结 篇4

在不同的地域环境下，滋生出来的文化自然是很难趋同的。中国与西方文化是在两个截然不同的自然环境下衍生和发展的，“按照辩证法公式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下，物质决定意识，而文化这个精神实体下的抽象存在，必然是富有多样性的。世界本来就是由很多不同质的事物，在一个同质的大环境下和谐共存的。

“所谓“物各自造而无所待焉”者，不过谓吾人不能指定某特殊事物之原因，并非谓各事物彼此之间皆无关系。以《庄子注》，事物彼此之间有关系而且有必要的关系。”这是冯友兰先生关于中国古人对与不同事物之间的认识所作出的总结。在中国古代的哲学里，很早就认识到事物之间的互联性，老子的道家哲学，孔子的儒家哲学，以及韩非子的法家论断等等，无不用事物之间的关系性来处理现实中的人与人、人与物和物与物之间的矛盾。一般人看来，西方哲学体系是相对来说比较完整的。康德的哲学里，“直观中被给予的杂多的`统觉，它的无一列外的统一性包含诸表象的一个综合、且只有通过对这一综合的意识才有可能。”

中西文化的差异，并不影响二者的和谐共存。在很大程度上也很难对二者的优劣进行评说，因为没有共同的评判标准。那么在当今的艺术品拍卖市场上，关于中西绘画拍卖行情的表现是什么情况呢？可能并不像我们想象中的那样，而是表现着一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的侵凌，在拍卖市场中的地位，显示出很强的不对等性。下面是引自雅昌艺术网的一组拍卖数据：2000年到2011年秋季的拍卖指数显示：我们很容易发现油画在其中的形势比较好，而国画在拍卖数量和上升平稳度上都弱与油画；国画的拍卖长期处在低潮阶段，到后来才陡然上升，迅速提高了拍卖指数；油画的拍卖指数从开始就有上升的趋势，虽然在上升阶段波动较大，但总体趋势显得比较有弹性，上升的潜力较大，虽然后来指数忽然增大，但上升坡度比国画要低的多。 与之相反，能够在现在拍卖市场上粉墨登场的中国书画家，绝大部分早已化为尘土，要么就是耄耋老人，创作的机会很少了；而新人不见出现，国粹的后继令人堪忧。例如，近来吴昌硕、齐白石和张大千等等，作品虽拍出天价，但物是人非，他们这些大师在也不会有新作出现了。时至今日，画种之间差距不断拉大，传统文化境遇不佳，国人需要深深自省。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呢？首先，我们弱化了自己的文化和气节。在清政府统治下，我们弱化的是自己的军事和科技实力

而在当今的现代化下，军事和科技实力慢慢发展增强，但文化和气节却被外来文化慢慢同化了。文化是长期孕育的结果，一旦失去将很难找回。国画和油画的拍卖指数对比，虽然只是艺术市场的一个现象，但可以反射出很大的问题。国家落后不可怕，可怕的是以身为国人为耻。另外，艺术机构对一批艺术家和现当代外来艺术的炒作，现在越来越多的艺术机构为了自己的利益，使用暗箱操作的手段，增强和自己签约艺术家的名气和品牌度，或者让自己存储的艺术品升值，达到盈利的目的。在这过程中，利润泯灭了一部人的眼睛，没有人会去考虑民族艺术的存亡问题。文化的差异改变不了各自优秀的特征，但人为的操作可以让一个国家辉煌的文化东流而去。当今重中之重，就是能找出自己文化的支点，复兴自己的民族国粹。

中国与西方伦理思想总结 篇5

论文摘要:中国传统“和而不同”思想作为中国文化的核心和精髓，它是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是人类社会协调发展的真谛。“和而不同”思想中蕴含的伦理思想叶于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和而不同”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和精髓之一，它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伦理思想、政治学思想，而它所蕴含的伦理思想对于我们当今要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更加凸显。

我国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大国，但是由于人口众多，我国又是一个自然资源人均占有量较少的国家，并且存在很多的严重问题。例如，不合理地利用资源等引发了人与自然的冲突，又由于人们对资源占有的不平等而引发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冲突。要想构建和谐社会，必须要解决这些冲突与困扰，而解决这些冲突与困扰，我们可以运用“和而不同”思想中蕴含的伦理思想为指导，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冲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和”在甲骨文和金文中都有出现。“和”原指音乐上的重音的协调，而后才被引申为一切不同事物之间相互作用、协调统一的哲学范畴。

在先秦时期，“和”的思想已经形成，那时候曾有过“和同之辩”。最早通过“和”与“同”的比较而对“和”做出确切说明的春秋初期的史伯，在与郑植公讨论“周期弊乎”时曾指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去和而取同”是遭致弊端的根本原因。在这里史伯强调了“和”时不同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补充和限制。同是排斥差别的抽象的同一性，它取消了事物存在和发展的根据，可见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原因是“和”而不是“同”。后来的史伯和晏婴的“和同论”进一步向我们揭示了“和”与“同”异于“和实生物”的道理。“同”是抽象的直接的同一性;“和”是包含着矛盾和差别的具体的、辩证的同一性。

孔子依据对当时现实社会道德人格的经验认知，从“和同之辩”视角，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的思想。意思是说君子能够接受不同的意见，而获得和谐;小人只认同相同的意见，而排斥不同的意见，因此不和谐。换言之，君子没有乖庆的思想，他能包容、兼听不同意见，能海纳百川，和谐相处;小人结党营私、党同伐异、同而不和。这就是说，和、和谐、和合是在不同、冲突中求得的，同是排斥和、和谐、和合的'，体现了两种不同的处理人际、社会、政治、国家、民族、宗教间复杂关系的方法，也蕴含着两种不同的理想人格、道德情操和思维方法。

张载对相争与相合也曾有过“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的说法。总的来说，和解是一个大趋势。又如《中庸》中所讲，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而这恰恰是周恩来的“和而不同”的思想境界。在中国，20世纪60年代社会舆论的主流是斗争论。人们斥“和而不同”的“均衡论”为“庸俗机械论的饭辩证法的理论”。这个时期，周恩来在处理中国同苏、美、日之间的关系时，均采取了寻求均衡求得稳定的非常现实主义的立场。这种均衡论事周恩来留给后人较有价值的历史文化遗产，均衡论就是“和而不同”论。

总之，所谓“和而不同”是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是人类社会协调发展的真谛。“和而不同”是贯彻中庸思想(执两用中)必须提倡的正确方法。

首先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主张天人合一，肯定人与自然的统一。强调人类应当认识自然并征服自然。人类作为自然界这个有机整体的一部分，它的产生和发展与自然界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人类在生产实践中，不断地改造自己、利用自然，从自然中获取物质生产资料以满足自己的衣食住行的需要。另一方面，人类通过劳动使自然界不断的变化。因此，人类与自然界是一种平等的关系，而不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时候要依照自然规律办事，必须保持人与自然的统一，正确认识和把握人与自然的对立统一关系，确保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不仅关系着自然界的生态平衡，而且也关系着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这种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思想原则正是中国传统生态伦理所主张的人源于自然，是自然的一部分。因而，人必须尊重自然，遵循自然规律，而不能违背自然规律为所欲为。

其次，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主张“和睦相处”，待人要真诚、宽厚，人与人之间要相互关心、理解、与人为善、建立团结互助、友爱的人际关系。人与人的和谐是人类社会和谐的基础。要形成和谐的人际环境，离不开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帮助、相互关爱。在我国的传统社会中，人与人在自然经济关系和血缘伦理关系中生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简单而且稳定。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人与人之间在感情上日益淡漠、日趋功利化。所以在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要尊重人、关心人。只有这样才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形成平等友爱、融洽和谐的人际环境。

最后，在处理人与社会的关系上，强调人与社会是有机统一起来的，个人离不开社会，社会又是由个人组成的。所以要尊重个性的发展，鼓励个人的追求和创造，同时个人又必须融人到集体中，把个人的目标同社会的需要结合在一起。在古代社会中，个人与社会是被动合一的，个体必须服从统治阶级的意志，个体的原则时常受到群体原则的压制。现代社会给人的个性与个体原则带来了空前的张扬。然而，个人权利意识的膨胀及个性原则的伸张，带来了社会组织的涣散及群体原则的冷漠。为了使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有序、稳定的发展，社会要尊重个人正当的权益，个人要服从社会群体的理想目标。这种处理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原则体现了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和基本原则。即为人民服务是社会主义道德的核心，集体主义原则是社会主义道德的基本原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我们不仅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法律规范体系，而且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规范体系。深人持久地开展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对于培养公民有两的道德品质、建立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推动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三、“和而不同”思想中蕴含的伦理意蕴的现代意义

继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科学发展观之后，四中全会提出:“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四中全会决议确定了在中国“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这是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执政宗旨与社会理想。是实现经济现代化同时又要实现社会现代化”的要求。

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日益发展，当代社会各阶层日趋分化，经济利益多元化已经成为现实。其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分配中的欠公平。但是，由于贫富差距的存在，以及由此形成的心理对立，而发生利益冲突，严重的时候可能会造成社会的不安定。因此，我们在大力发展经济、建立起相应的利益表达机制、调整分配关系之外，还要从伦理的角度上来缓解这种对立。

而“和而不同”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伦理思想，对当今社会中存在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具有和平缓解的作用。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人类对自然界的利用更加有效合理，但是由于过度的利用给自然界也带来了更大的破坏，有时候甚至是利大于弊。然而，当今人类社会所存在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较之于“人与自然的矛盾”更为复杂，它涉及“自我与他人”、“人与社会群体”、“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之间的种种矛盾。例如:对物欲和权力的追求，对自然资源的争夺、占有和野心的膨胀，造成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对立和战争，而有“帝国霸权”和“恐怖主义”等等。过分注重金钱的追求和物质的享受，特别是贪腐化、欺压老百姓，造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社会的冷漠、黑恶势力的猖狂等等。在人类社会中，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问题，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猜忌，在日常生活中的互不理解和仇视，心灵上的隔膜，使社会的和谐全失，这样发展下去中将导致人类社会的瓦解。

和谐是一个不断调整、不断追求的目标和境界，要实现社会的和谐，既需要雄厚的物质基础、可靠的政治保障，也需要有力的精神支撑，而和谐社会的建立必须要解决人类社会中存在的冲突与困扰，而解决这些冲突与困扰，可以以“和而不同”思想中蕴含的伦理思想为指导，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冲突与困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中国与西方伦理思想总结 篇6

在春秋末期礼崩乐坏的形势下，孔子的理想社会伦理模式是仁与礼的'统一。受此影响，他一方面肯定财富可以欲求，另一方面又认为获取财富应受义的制约；而在消费方面则主张以礼为度。这些思想蕴含了儒家经济伦理的诸多原则，为儒家经济伦理奠定了基础。

中国与西方伦理思想总结 篇7

194月，在《读新译甄克思〈社会通诠〉》一文中，严复指出中西政治的根本差异在于体制不同，贫富弱强都是由体制决定的。如果不从根本上下手，对于国事毫无补益。但是严复并不主张马上改变政治体制，因为眼前有个“大患”要优先解决：“为今日吾中国之大患者，其惟贫乎！”[1]（P148）

严复认为清末的一切弊病，如民智未开、民力不奋、污秽不蠲、作伪售欺、瘟疫流行、盗贼泛滥、官吏贪婪、兵卒怯弱、人民没有爱国心等等，都是由贫穷引起的。因此，“居今而言救国，在首祛此贫。惟能疗贫，而后有强之可议也！”[1]（P149）

平心而论，严复把一切弊病归因于贫穷，显然夸大其辞。例如上述弊病的最后四项，虽与贫穷有一定关系，却无论如何不能把贫穷说成根本原因，因而也决不是“疗贫”所能解决的。但是另外一方面，考虑到庚子战争给中国造成的灾难和破坏，考虑到《辛丑条约》强加给中国人民的沉重的赔款负担，那么严复把“疗贫”作为当务之急，应当说不无道理。问题在于，“救贫之方”在哪里呢？严复认为，农、工、商三业见效甚缓，不如从路矿下手：“今日救贫之大经……其要在路矿。吾之为路矿，将以富用路矿之吾民也，非徒以富治路矿者也。”[1]（P149）

实际上，早在1902年的《路矿议》中，严复已经提出了开路矿的主张。他举出外国为例，说明铁路能够带动一国经济全面发展。至于中国，正因为铁路少得可怜，影响到商业不发达，冶铁业不兴旺：“盖铁路如人身之脉络。……无铁路，则邦国之利源不广，而贫弱之患兴。……必求富强，其要著发端，在开铁路。铁路开，则诸矿业至于一切制造树艺之事，将相随以自生。”[2]（P105）

就在这篇文章中，严复提出了兴办路矿的许多注意事项，还为路矿总局筹拟了机构设置和庶务章程。要点如下：

（1）提倡商办：“此事必以商办为正宗”，“而股份则杂华洋而兼收之”[2]（P105）。

（2）外资先行。中国殷实商民对于投资铁路建设心存疑虑，“必不肯出莫大之母财（资本）”。“故其集股也，法必以洋商之成本倡其先，而后国中商民信之，其股份乃可以踵至”[2]（P106）。

（3）官方政策“宜以宽大而无诈虞为宗，于中外开瀹利源、张皇商业之人，必不可以歧视”。[2]（P106）

（4）“路矿之机器材料，不可不力求其自供”[2]（P106）。

（5）路矿总局应当早定规章。但是各路各矿情况不同，制定规章时不可一刀切。

（6）路矿总局人员设置要精简。建议设洋参议一员，由外国著名工程师担任，利用他的专业知识为路矿大臣当好参谋。这样，中国僚属就无须很多。

（7）中外商民探路探矿时，“听其自请于其地之州县官”。州县官负责保护，但“不准索费”，并应将踩勘处所报明总局[2]（P112、P107）。

（8）当商民公司请办路矿时，各省藩司应秉公审批。“惟于一种商民，声称公司而力量声名均无足道”，企图“冒得利权，以之转售他主，从中要利”，则应小心提防[2]（P107）。

（9）干路国有，公司承包。严复指出，铁路可分两种，一种叫干路，一种叫支路。干路“为全国交通之经首”，“乃国家公产，其营造不宜稽延”。经费难筹，可以发行公债；工程浩大，可以承包给公司。具体办法是：造路成本由公司招集，国家担保，并由总局派人监理，因而相当于公债。公债长年计息，但是利息不得超过五分。干路通车10年后开始还本，分40年还清。所还本利从该路当年收入中开支。每年的纯利润原则上归国家所有，但抽出一定比例作为公司的酬劳。50年期满时，干路无条件收归国有[2]（P108）。

（10）支路“当任商民之自为，畀以自由，而予之以保护之实益”。公司自筹资本，国家不为它担保。通车一年后，从每年的赢利中先扣除养路费，余利的十分之一上交给路矿总局。还本之法模仿干路。50年期满时，国家具价收购支路的铁轨、车辆等[2]（P108、P109、P113）。

（11）“总局设天下铁轨会议处于京师”，每年集会两次，制订章程法令[2]（P109）。

（12）矿政从宽。当商民还在筹本探矿阶段时，国家不必过问；当商民申请开矿时，路矿总局酌情准驳。关于征税，腴矿征收每年出产的十分之一，同时免去各关卡的税厘。次一等的矿免交厘捐，但要完纳海关正税。承包矿山以50年为期，“期满则其矿为国家之公产”[2]（P109、P110、P114）。

（13）国家应当保护公司，尊重外国工程师。

（14）中国土地辽阔，各省路矿不宜同时并举，可在一省先行试验。

（15）直隶省有利条件比较多，“路矿总局之所经营，自应即近畿为基础。已成之路，急宜推广”[2]（P110）。

由上可见，严复关于路矿的思考相当全面。问题在于，清末中国究竟可不可以引进外资？严复在《读新译甄克思〈社会通诠〉》中作出了回答。他说，有些人过份强调自力更生，认为“路矿之事，必吾（中国）自为之，而无令利源外溢”。这种主张固然很好，实际上却做不到。其原因有如下几点：（1）自办路矿需时太久，50年内不会有多大进展。“而此五十年中，或强权用事，而是可为路矿之地，已不知其谁属？”如南非的特兰斯哇尔、南洋的菲律宾、中国的辽沈地区，即使想要自办路矿也已经来不及了。（2）中国商民缺乏足够的资本。（3）中国路矿实行官督商办，官督者不懂业务，人民不愿意“出至重之母财”，供他们挥霍。（4）即使民间有人能把路矿办起来，各级官员乃至朝廷，“皆可以一旦之觊觎，一纸之文书，而夺其所有”[1]（P149-150）。

这样看来，严复并不反对路矿自办，只是考虑到清末中国困难重重，这才把“借助于外力”作为最佳方案。针对国人有关“利源外溢”的担忧，严复又根据亚当・斯密的理论进行劝导：“国之殖财，常资三物：地也，人也，母本也。三者亡一则不行。而亦各有应得之分利：主地者收其租赋（地租），人工禀其庸钱（工资），而出母本者则享其赢利（利润）。是三者，中国于前二（指地租和工资）则得其全，于后一（指利润）则分其半。使既不能自为者不乐与人共利，是谓靳其一而亡其三，则以为理财长算可乎？”[1]（P105）

严复认为，在引进外资以后，外国人得到的仅仅是路矿赢利的一部分。至于地租和工资，以及利润的另一部分，均归中国人所有。可见引进外资不等于“利源外溢”，而是所得多于所失。更何况在铁路建成后，还会有往来方便、百货流通、地产增值、人民开化等等间接之利，那么中国又何乐而不为呢？

当然，严复并不认为引进外资毫无弊病。在《为张燕谋草奏》中，他说弊病有两条：“契约不明，任其侵欺，

委弃利权，喧宾夺主，一也；见好外人，官为所用，强称官产，欺压股东，二也。”[3]（P141）至于解决办法，此文说得很容易：“然使朝廷悬洞照于上，而任使得人；办事者持毅力于下，而无滋以隙，则二者之弊，固亦易祛。”[3]（P141）

但在《读新译甄克思〈社会通诠〉》中，其所谓弊病比较含糊。大意说，由于中国是个宗法社会，外国人找到了借口，在中国享有治外法权，“故交涉之荆棘，常起于不可知，而为吾患”[1]（P150-151）。解决办法有两条：（1）依照拿破仑法典的精神，“生于华土者为土人”，亦即规定出生在中国的外国婴儿必须加入中国籍。（2）取消治外法权：“既居华之国中，斯为华法权之所治，则向者之患，又何有乎？”[1]（P151）

由上可见，两篇文章中所言的弊病和解决办法，都是结合具体问题提出来的，因而都不全面。当他为张翼（燕谋）起草奏稿时，可能对开平矿案已经有所了解，所述两条弊病就比较中肯。可是另外一方面，也正因为这是为张翼起草的奏稿，所以就把解决办法说得十分轻巧。似乎只要有了明君和清官，一切问题都可以迎刃而解。但在实际上，有能力防治这些弊病的明君和清官根本不存在。因此可以说，这篇文章中的解决办法只不过虚晃了一枪。

在后一篇文章中，严复把引进外资的弊病说得比较含糊，这是因为他要服从通篇文章的主题。该文旨在反对狭隘民族主义，因此严复不愿意把弊病说得太具体。他强调中国社会的宗法性质才是造成弊病的真正原因，这就与全文的主题保持了一致。至于解决办法，允许外国人加入中国籍的想法显然充满书生气；而取消治外法权的主张则完全正确。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某些外国人之所以愿到中国投资，就因为能在中国享受种种特权。如果取消治外法权，恐怕外资只会减少而不会增加，更何况愚昧落后的大清王朝根本就没有能力取消治外法权呢！

综上所述，严复在两篇文章中指出的三点弊病都值得重视，但并不全面。例如在引进外资的过程中，外国资本家可能会把工业污染很严重的项目转移到中国来，也可能把落后的工艺和淘汰下来的旧设备转移到中国来……如此等等，严复还没有考虑到。此外在三点解决办法中，则仅有“取消治外法权”这一条值得重视，而这又是长远的奋斗目标，不是清王朝所能解决得了的。

值得一提的是，举借外债的问题与引进外资的问题性质类似。严复既对外资问题持论开明，那么对于外债，也就不会深闭固拒。19代杨士骧草拟海军奏稿时，就发表了这方面的见解。

他指出，作为一个家庭来说，一定要“量入为出”，如果“因浪费而举债贷赀，则其家道苦矣”！但是作为一个国家，只要考虑借债以后能否“生利养民”？能否“御侮而禁人之侵夺”？“苟为生利御侮计者，虽举债不必病也”。他举例说，土耳其和埃及“有债而弱”，英、俄等国却“有债而强”，“可知兴废之际别有理由，而不得专以债为归咎矣”[4]（P265）。

此处见解与《原富》按语中的论述基本一致，即借债如果用来发展生产，或用来加强国防，不会有什么弊病。但若为战败赔款而去借外债，那前途就令人担忧了[5]（P920）。另一方面，由于这篇文字毕竟是为他人代拟的海军奏稿，而不是讨论国债问题的专题论文，因此不曾论及举借外债的注意事项，如借债时不能附带政治条件，如利息不能超过国际惯例等等，这是不应苛求于严复的。

最后应当强调的是，严复认为十全十美的救贫之术根本找不到。与其拖延，不如行动：“当前之厄，实莫亟于救贫。救贫无无弊之术，择祸取轻，徐图补苴之术可耳。”[1]（P151）这种态度是非常实事求是的，因而也是值得后人认真记取的。

19李鸿章总督两广，看到香港盛行仙士钱，从中受到启发，奏请自铸铜元。次年冬，朝廷命令沿江沿海各省仿造，数年后充斥市场。严复预见到清政府滥发铜元的种种危害，就在193月发表专题论文《论铜元充斥病国病民不可不急筹挽救之术》，呼吁整顿，设法补救。

该文首先回顾中国古代圜法（货币制度）的特点，是以铜钱为本位。其次揭示晚清市场上出现的两个新现象：一是银价下跌；二是银元流通。前者由世界上白银总量增加而引起，后者则是因为使用方便。接着指出中国币制发展的两大必然趋势：（1）银元将取代铜钱和纹银，成为最主要的流通货币。“虽国不自造，民犹将假他人之所造而流通之，即有禁令，终无益耳。”（2）银本位制将改成金本位制：“自通商以来，吾国交易中已成银为本位之局……更使吾国他日商务盛于今者数倍，则用银又为不便，而其势必趋于用金。”[6]（P179）清朝灭亡以后的历史事实证明，上述预见完全正确。

在以上理论准备的基础上，严复这才切入正题，详细论述自铸铜元的时代背景、存在问题、社会弊病和挽救办法。

严复指出，清朝前期的银铜比价为1∶80，而现在国际市场上的银铜比价为1∶42，一百多年的变化竟有这么大！这是因为在世界范围内，白银产量的增长比较快，而铜产量的增长却比较慢。这样就造成了银价越来越贱，而铜价却越来越贵的总趋势。这种情况不能不影响中国市场。中国的圜法即使想要死守旧制度，也已经做不到了[6]（P179）。

由于钱荒，大量劣质铜钱被铸造出来，进入市场流通，长期禁而不止。光绪初年1两白银大约可换铜钱1400至1500文，但是到了18至18间，1两白银却至多只能兑换铜钱800文。可见国内市场上银铜比价的变化，同国际市场上的变化大体相仿，都是银贱铜贵[6]（P180）。

自铸铜元的要害问题，主要是“名实相去已多”。严复指出，以白银38两2钱购买的原材料可制造8000枚铜元，而8000枚铜元在市场上却可兑换白银57两6钱。由此可见，在铜元的成本和市价之间出现了较大的差额，而这个差额就是各省铜元局得到的利润。“是前之三十八两二钱，一经铜元局点化，忽增一十八两三钱二分。然则每费银百两，获利四十七两八钱五分也”[6]（P180-181）。由此可见，铜元局所得利润非常高，难怪它们对于自铸铜元会有那么高的积极性。

有人认为“铜元特民捐最便之法”。那意思说，铜元局所得利润好比人民交给清政府的捐税，可以用来练新兵，办新政。严复针锋相对地指出：自铸铜元政策是“名造国币，而阴行胺民之政”，“以为兴举新政之资，此何异摧斫本根，以求枝叶之茂？”[6]（P181-182）

还有人认为，“铜元之政，乃仿仙士钱为之”。意即西方人实行在先，我国为什么不能仿效呢？严复指出，外国有“法偿之限”。例如英国便士在单独使用时，不能超过24便士。又如香港的仙士钱，“百枚以上即不得强人受之”。但是中国却没有“法偿之限”，因此有空子可钻。倘若甲欠乙100银元，他可以用1万个铜元去还债。但在实际上，100银元折合库平银72两，而1万铜元折合库平银却连42两还不到。当甲方以铜元还债时，已经占了极大的便宜，而乙方损失则相当于30两白银。于是严复感慨道：“呜呼！国有圜法，以便民也。乃今铜元转为民困，是亦足为流涕长太息者矣！”[6]（P182-183）

全文两次论及自铸铜元的社会弊病，合并而言，共计五点。

严复首先介绍了西方人发现的“劣币驱逐良币法则”：“凡国有两本位并行（指货币复本位制），同为法偿（法定货币）者，其善币必日少，其劣币必日多。久之，虽善者不见可也。”[6]（P183）

那么在清末，哪个是相对的良币？哪个是相对的劣币呢？严复指出，一个自铸铜元的实际含铜量只有2钱，但在使用时，因有官方规定，可抵制钱10文。由于面值大大超过实际价值，因此它就是劣币，相对而言，银元就是良币。按照劣币驱逐良币法则，那么铜元将留在市场上继续流通，而银元则退出流通，被人收藏，甚至流出国外。至于制钱，将被人私自销毁，熔化成铜块，按重量出售。

“然则法偿之限不立，他日铜元必流于市，而银元、制钱必争藏弃而渐少……且不独藏＠①之而已，银元将用之以偿国外之债焉，制钱将私毁之而计重售焉。”[6]（P183）

文章指出，清末国内已经出现铜元贬值。这种现象是由铜元自身的缺陷引起的。“一曰其所当之十文，纯以欺民而无其实；一曰广造无垠，其供者大过于所求”[6]（P185）。也就是说，原因之一是每个铜元的实际含铜量和它的名义价值相差太大，人民对它不信任。原因之二是铜元铸造没有限制，发行量超过了流通必要量。到了文章末尾，严复又补充了第三个原因，那就是铜元不能用来交赋税：“若令在民者不得交官，则抑勒折扣之事必起。极其终效，今之铜元将无异昔日京师所行之当十（指咸丰朝发行的当十大钱），名虽当十，实当二耳。”[6]（P187）

这意思是说，由于官府在向人民征收赋税时，只收白银不收铜元，因此铜元在人民心目中没有地位。铜元最终只能按它的实际价值在市场上流通，官方命令是没有用的。

铜元贬值直接威胁到小本经营者的生计。如果他们仍按原价出售商品，那么他们的实际收入就会下降。为了维持原有生活水平，他们就会变着法儿加价出售。例如在上海市场上，商人擅自改变长度标准，把从前的9寸当作1尺，就是变相涨价、百物腾贵的典型事例。

严复又指出，物价涨跌固然司空见惯，但要区分两种类型。如果是稳步的渐变，那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正常现象；如果是暴涨暴跌，那么社会就会发生危机：“物价之腾跌贵贱，社会常有之象也。顾其象可渐而不可顿。使今日而顿贵，他日以同此因，且必有其顿贱者。顿贵顿贱，民将不堪，而社会乃岌岌矣。”[6]（P185）

按道理说，铜元既然是官府发行的，那么官府也应该乐意接受。但在实际上，督抚们却不愿意接受。因为官府自铸铜元的目的，就是为了牟取成本和市价之间的巨大差额，倘若人民把这些名实严重不符的铜元交回官府，那么督抚们自铸铜元的目的就达不到了。“顾铜元者，官所以法强为之，伪物也。伪物以施于民，则为损下以益上，使民施之于官，则屈伸相报，而无大利之可图。是故选发铜元之督抚藩臬，必不乐自受其铜元者也。”[6]（P186）

倘若在朝廷干预下，征收赋税时允许人民把铜元交给州县官，而州县官却仍然不能把铜元上交给各省藩库，那么大量名不符实的铜元就将积压在州县衙门里。到那时，州县官的日子就更加难过了。为了个人利益不受损失，州县官就会想出种种舞弊手段，“自为补苴”，“而吏治乃愈不可问”。“辗转之害，终归于民”[6]（P186）。

“大利所存，巨盗将起，购机器，置炉鞴。昔之民或以为难，而今之民则甚易也。虽有重法，又将何施？”[6]（P187）

怎样挽救铜元充斥必将引发的社会危机？严复主张双管齐下：一方面停铸铜元；一方面制订“法偿之限”。“总之，吾国今日之铜元……必宜停铸，更不宜昼夜兼工赶铸。而所流转民间者，宜照各国所为，急立法偿之限，半元而外，法必用银。”[6]（P186）

此处所谓“法偿之限”，实即模仿英国便士（铜币）的使用规定。当任何人需要支付半银元以上的货币时，支付方必须使用银元或银两，由收银方找零。所找零钱当然是铜元或铜钱，且其币值不会超过半银元。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有人钻空子，即如上文所述用1万个铜元去偿还100银元的'债务的那种情况，同时还可限制铜元的流通数量，从而间接限制铜元的铸造量和发行量。不过这样一来，督抚们所能捞到的油水也就不多了：“此虽于民稍苏，而于选发铜元者，其利隘矣。”[6]（P186）这说明严复已经预见到，督抚们将成为这种挽救之术的反对者。

严复还探讨了自铸铜元政策失误的原因。他指出：“为政者本无爱国救时之实心，所营营者，不过己之名位与利禄耳。再则就令用意出于公忠，而不学无术、虑事褊浅之材，必不足以膺今日之艰钜，遂令吾国如陷淖之驷，每动愈深。”[6]（P187）

由此可见，在严复心目中，官员们素质太差，正是清末一系列新政策连连失误的根本原因。

综上所述，20世纪初严复的思想状况确与孙中山、康有为等人大不相同。他明明知道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却认为“救贫”是当时的头等大事。究其原因，大概有四：

（1）戊戌变法惨遭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残酷镇压，国人记忆犹新。康、梁逃亡海外，可以畅所欲言，但是严复留在国内，不免有所顾忌。因此他在变法失败后的数年内，不愿在公开发表的论著中直接议论现实政治。反之，谈论经济问题一般不会有政治风险，所以严复非常热心。

（2）严复撰文时上距《辛丑条约》的签订为时不远，战败的创伤尚未治疗，巨额的赔款又强加到了中国人民的头上。客观形势迫使每一位有识之士认真思考战后的经济复苏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严复主张引进外资，筑路开矿，疗贫救贫，正好比提交了一份切实可行的优秀答案。

（3）严复在翻译《原富》的过程中，已经深刻领会并且全面掌握了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当他运用这种理论去考察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时，便产生了许多精辟见解。所谓骨鲠在喉，不吐不快。这也是严复当时对于经济问题特别感兴趣的原因之一。

（4）严复曾于1901年接受张翼的邀请，短期担任开平矿务有限公司中国董事部的华总办之一。19又陪同张翼到伦敦打官司，对于路矿建设具有感性认识。尤其是对路矿的主权问题，治外法权的危害等等，均有切身体会。这也是严复特别重视路矿建设的原因之一。

从1905年夏季开始，应他人邀请，严复不断以演讲或论文的方式，大量宣传宪政知识，积极配合了国内的立宪运动。但是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高度关心经济问题，并在1906年对清政府的自铸铜元政策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实际上，严复的《论铜元充斥病国病民不可不急筹挽救之术》一文仍然是运用西方经济理论考察清末货币问题的产物，对于国人富有启迪作用。不夸张地说，在中国近代货币思想史上，这篇文章应当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1]严复.读新译甄克思《社会通诠》[A].严复集：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中华书局，1986.

[4]严复.代北洋大臣杨拟筹办海军奏稿[A].严复集：第二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

[6]严复.论铜元充斥病国病民不可不急筹挽救之术[A].严复集：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