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关于资治通鉴的读后感模板6篇。
高分作文网栏目推荐：“资治通鉴的读后感”，敬请前来阅读。时间匆匆流逝，总有些作品能带给我们最初的感动。第一次读完时，情节会让我们感到震撼和惊艳。读后感是在阅读后产生的思考和感想。以下是我们为你整理的“关于资治通鉴的读后感模板”，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关于资治通鉴的读后感模板【篇1】
“《资治通鉴》精采篇章顶醍醐。谋身良师处世友,知古论今人生福”——毛泽东
逝者如斯而不舍昼夜，这是历史。回顾历史的长河，历史是一面镜子，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历史中总是喜忧参半，而中华文明又是唯一一个历史上未曾中断的世界文明，足够我们去学习。
北宋涑水先生司马光我最敬爱的一位史学家。他的代表作《资治通鉴》是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史书，记录了上起东周下至五代共一千三百多年的史事。司马光编写这四百多万字的巨著，一共花费了十九年的光阴。这本书主要通过介绍一些明君贤臣的事迹，简单明了地告诉清廉，正直，刚强的入仕品质。我的体会，在当今仍然不失为一本为人处世的指导准则。
战国是一个崇尚诡术的时代，百家才人辈出，叱咤风云人物何其多。然而杀伤力最大，成本最低的还是这个时代惯用的反间计。的确，何人不疑，何况国君，寡人寡人，便是无倾腹相交之人。在战国中，最令人惋惜的还是魏，魏据中原之地，富蔗而傲视诸侯，若能留住孙膑这战国时期最伟大的军事家，何愁霸业不成。损失惨重的是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北略中山，治胡地。使赵国成为唯一能够和秦国抗衡的国家。然而长平一役赵为范雎反间，以赵括代廉颇，导致四十万大军被秦坑杀。《资治通鉴》中记载了太多的史事和反间计有关。毕竟何人不疑，不疑何人。它永远是人类精神中最脆弱的部分。在当今仍然挑战者我们，试问我们非圣人，若处在其中一位，谁能做到真正的不疑。
江湖代有才人出，《资治通鉴》中不得不提的是谋臣志士。手摇蒲扇的诸葛孔明，“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周公瑾，锲而不舍，多次上疏的贾谊，料事如神之张良，历史是棋局，他们便是旗手，各显身手，上马博弈，移兵退卒。这便是司马光的主题思想之一；英雄赞歌，忠君护主。
书中记载，周显王四十八年，录孟尝君门人公孙戍怀私念而进谏，孟尝君不计较他的私念却采用他的谏言。“又能扬文之名，止文之过，私得宝于外者，疾入谏！”这是司马光肯定孟尝君能够谏言的原因。盖世英雄陈汤，率领远征军，在首都长安遥远的西安，在距离三千四百公里外，击斩匈奴单于，砍下人头，向中央献捷时，指出：“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关于资治通鉴的读后感模板【篇2】
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当然不是说，书写历史的人，写的都是当下的事。那就不叫历史了。我想，这话所言，是指史书里对人物的评点与书写，往往都体现出作者所处当世的价值观念。书写人物，免不了有所臧否，即使作者力求公正、客观，也免不了在行文间，流露出自己的态度。
更何况，中国的史书往往承载着道德教化的责任。修史的士大夫自谓为四民之首，总以教化人心为己任，写起书来，喜欢选取那些能教化人心或警惕世人的故事。经常还跳出来，对人物进行直接的点评。在这些点评里，有时候，就能看出时代变迁后，价值观又发生了什么改变。最近读司马光《资治通鉴》，就很有这种感觉。
公元前二三三年，在韩国郁郁不得志的韩非子被做为使者派遣到秦国。他入见秦王，表示自己愿意为秦国出力，并且许下豪言壮语：“大王诚听臣说，一举而天下之从不破，赵不举，韩不亡，荆、魏不臣，齐、燕不亲，霸王之名不成，四邻诸侯不朝，大王斩臣以徇国，以戒为王谋不忠者也。”
简单来说：我给您办事，事办不成，您办了我！
然而韩非子还没来得及开始办事，就被李斯陷害，毒死在了监狱中。司马光在书中说：今非为秦画谋，而首欲覆其宗国以售其言，罪固不容于死矣，乌足愍哉！
意思就是说，韩非这个人，身为韩国人，为秦国出谋划策，竟然想要覆灭自己的宗主国韩国（韩不亡
对于身处于大一统帝国，从小接受儒学教化，满腔爱国爱君主义的司马光来说，韩非子这样子的人，岂止“乌足愍哉”，简直应该千刀万剐才是。毕竟大一统帝国，讲求的是对皇帝和国家的绝对忠诚，一个人应该无限地臣服于自己的国君，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才是臣节所在，大义所在。
而韩非子呢，因为在韩国，得不到重用（数以书干韩王，王不能用），又见到韩国朝政日非（治国不务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功实之上，宽则宠名誉之人，急则用介胄之士，所养非所用，所用非所养），就开始写文章传播负能量（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五十六篇），最后还因为秦王欣赏自己，就跑到秦国去献策。
对于司马光来说，这大概就好像说王安石上书变法，不被大宋准许，就跑到契丹去搞改革一样，不可思议，难以置信。虽然秦国不是胡虏，但为了个人抱负的施展，而弃家国大义于不顾，委身事敌，韩非于司马光来说，大概不免被视为“贰臣”。
但仔细看一看春秋战国的历史，这样的“贰臣”并不鲜见。伍子胥由楚入吴，还可说是有毁家之恨、杀父之仇，魏国的公孙鞅，跑到秦国当商鞅搞变法，可就不是因为遇到什么危险了，明明魏王都不想杀他，可他帮着秦国富强，可是把魏国打惨了。
即使看看儒家的祖宗们，亚圣孟夫子，也是“不远千里”地来回奔波于魏、齐之间，孔夫子他老人家也没有乖乖待在鲁国，而是到处周游列国，想兜售自己的政治主张，哪个人能当伯乐，识得他这匹千里马，他也是愿意供其驱使的——“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这话，跟阮氏三雄拍着脖子说“这腔热血，只卖给识货的”，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归结起来，与大一统帝国下，对人臣必须绝对忠诚的要求相比，春秋战国的士大夫效忠君王，都是有条件的，你得是能欣赏能重用的“贾者”，而不是单纯因为我生长于某国某地，便可以要求我无限地效忠。
礼贤下士，不仅是君王们的美德，更是士人服务的必要条件。古人常叹世道浇漓，是人心不古。现在看来，人心太古了，对统治者来说，作文未必是好事。所以朱元璋要删改《孟子》，像什么“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种讲条件的言论，对君王保持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大大地不利，自然不能留存。
也不知道这些故事和言论，在没删改前，怎么没把后世的腐儒们吓掉脑袋。即使到了今天，如果有人说，“爱国”和对国家“忠诚”是要讲条件的，而不是天经地义、理所应当的，一个人换国家可以像换公司一样，要看福利、看条件、看企业文化符不符合自己的要求，还要看企业主是不是足够尊重自己，让自己在这里能有尊严地发挥自己，估计也会触犯到很多人那颗敏感而脆弱的爱国心。
可两千多年前的那个乱世里，中国的士人们曾经这么生活过，他们面对着纷乱扰攘的诸侯纷争，也想为自己所出身的国家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可当自己的国家无法欣赏自己、重用自己、尊重自己，感到生命和才华被浪费的时候，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也会选择毫不留情地离开，去寻找那个能够让自己的生命得到舒展的所在。
对于他们来说，那个真正尊重自己的人，才能成为自己服务的对象，那个给自己尊严的所在，才是自己的祖国。到了大一统帝国的时代，四海宾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从地理上几乎消除了士人们选择的可能。同时，统治者们还要从思想上消除掉选择的想法，要告诉人们，“雷霆雨露，俱是君恩”，一个政权即使腐败无能，对自己不公与迫害，自己能做的也只是“文死谏”。《弟子规》里说子辈对父辈应该“谏不入，悦复谏。号泣随，挞无怨”，寻常父亲，尚且要如此对待，更何况面对君父？
梁漱溟先生说过：“中国文化之最大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一个人简直没有站在自己立场说话的机会，多少感情要求被压抑，被抹杀。”
在两千多年前的那个乱世里，士人们还能站在统治者面前，说出“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
而到了六百多年前的明朝，皇权发展到了极端，廷杖成为了一种制度，皇帝可以因为自己不爽，当庭折辱大臣，而且要求对方必须嘴啃泥。无数大臣被当场拉下裤子打屁股，这样的场景，有明一代，不绝如缕。作为帝国的臣子，被打屁股意味着他们直言敢谏，所以才触怒皇帝，是朝廷的直臣，皇帝的忠臣。所以，作为一个人越被折辱，则作为一个大臣越有尊严。如王小波在《个人尊严》一文中所说：按照传统道德，挨皇帝的板子倒是一种光荣，文死谏嘛。说白了就是：无尊严就是有尊严。
那些先秦士人所坚持的个人尊严，在那些大臣们被扒下裤子的时候，早已被剥夺殆尽。只剩下作为臣子身份的尊严。我很怀疑，今天很多人口中的“爱国”，也不过是这种被打屁股还觉得与有荣焉的爱国，他们对国家的“忠诚”，也是一种觉得雷霆雨露、俱是君恩的忠诚。
公元前二二七年，荆轲来到秦国，向秦王献上地图和樊於期的头颅。后面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图穷匕见，功败垂成。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对太子丹和荆轲的评价都不高，太子丹是“不胜一朝之忿以犯虎狼之秦，轻虑浅谋”的罪人，荆轲是“怀其豢养之私，不顾七族”的愚夫。不仅如此，要离、聂政等人，在他眼中，“皆不可谓之义”。
可千百年来，依然有许多人在称许像聂政那样因为“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严仲子乃诸侯之卿相也，不远千里，枉车骑而交臣”而感动，最后为了严的私仇而献出生命的侠客。
大概是，在个人尊严一直被漠视、被践踏的社会，那些“豢养之私”式的敬重，就足以让人们萌生出“士为知己者死”的豪情，所以先秦时代，总是充斥着这样的故事，豫让杀身，专诸刺僚，荆轲刺秦而被戗，候赢窃符而自杀。这些一直被广泛传颂的先秦侠客们，在他们身上，你看不到所谓“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他们也许不懂得什么国家大义，只是因为一点“豢养之私”，就敢于为敬重自己的统治者献出生命。
我们自古以来，从不缺那些敢于献身的人。在中国历史上，真正缺失的，往往是值得人们为之献身的，能够给予人们足够尊严的政权。
关于资治通鉴的读后感模板【篇3】
北宋著名政治家、史学家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是一本不可或缺的恢宏巨著，清代学者王呜成读了《资治通鉴》后，认为“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今年暑假我有幸读了此书的白话版，受益匪浅。《资治通鉴》书名的意思是“鉴于往事，资于治道”，它通过对事关国家盛衰、民族兴亡的故事描述，以警示后人，所以这本书被历代统治者所重视。
《资治通鉴》有不少生动而富有内涵的故事，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是“齐威王谈宝”的故事，魏惠王对齐威王说：“我国有12枚长宽各为一寸的.宝珠，一颗便可照亮前后12辆马车。”齐威王听后笑着说：“我国虽然没有什么宝贝，但是却有四个人，一个大臣叫擅子，他将南疆边城镇守得无人敢进；一个大臣叫田玢，他镇守着西部边境，有他在，谁也不敢犯；另一个叫黔夫，他把徐州治理得井井有条；还有一个，叫种首，他把盗贼抓得干干净净，他们难道不比您的明珠更耀眼吗？”魏惠王听后觉得十分惭愧。
魏惠王贪爱稀世珍宝，而齐威王觉得人才是真正的珍宝。一个以“12枚长宽各为一寸的宝珠”为宝，一个以“国家的四位重臣”为珍。明眼人一看即知两位君主之高下。是的，有了人才的国家，才会繁荣富强，才会立于不败之地。
重视人才的故事历来数不胜数，古时有刘备三顾茅庐恭请诸葛亮出山统军；管渡之战许攸投曹，曹操不顾不整衣冠急迫出门相迎。现在各个国家和地区对于人才的重视与争夺就更加不用说了，香港地区有“优才计划”，让有特长的人尽快取得香港身份；加拿大有技术移民，有一技之长的人可优先入籍，而快速发展的祖国更迫切需要人才。因此要像故事中的齐威王一样，把人才视如珍宝，用各种方法和手段汇聚人才，才能造就越发强大的中国。
关于资治通鉴的读后感模板【篇4】
《资治通鉴》是旧史书中一部著名的大书，简称《通鉴》。北宋中期，史学家兼政治家司马光，在一些优秀的助手协助下，用了十九年功夫，才编写完成。《通鉴》以编年体形式，叙述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到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前403——公元959年)共计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事，并按照朝代分为十六纪，如《周纪》、《秦纪》、《汉纪》、《魏纪》等。
司马光从幼年时期就好史学，(读书笔记 )为官后，将战国和秦代的史事编写成八卷，进给宋英宗，很受英宗赞赏，命他继续编撰。为此特设一个史局，由他自己选用助手，他选定了刘恕、范祖禹和刘攽作主要助手。当时北宋的局势比较稳定，政府收藏的书籍很多，他们可以任意参考。作书的方法是先尽量搜集资料，将有关之事汇合在一起，称为“丛目”。在详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按照时间顺序略作整理，写成“长编”，再进一步删成为“广本”。这些工作，是司马光和助手们共同作的。助手之间也有分工，大致刘攽任两汉阶段，刘恕任三国到隋，范祖禹任唐及五代。助手们协助作的长编和广本，分量还相当大，最后由司马光一手笔削成书，如《唐纪》代宗以前部分，长编稿达二百多卷，最后删定为四十一卷。可见为编写这一部书，司马光和他的助手们都付出了很大的劳动。全书共三百五十四卷，包括三个部分，即正文二百九十四卷，目录三十卷，考异三十卷。后来胡三省为《通鉴》作注，将考异散入注文中，目录实际是个提纲，远比正文简略，所以一般读《通鉴》者，只取正文部分，于是全书也就减缩为二百九十四卷。
北宋时期的政治局势虽然比较稳定，由于阶级社会中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被统治的农民和小手工业者，对于统治阶级的残酷压榨，时常起而反抗。早在太宗时期，就有蜀中主小波、李顺领导的起义。到仁宗时期，小规模的起义活动更多。在统治集团内部，党派之争常常炽热到表面化，当时称为“朋党”，这种分歧，有时是因政见不同而发生争论，而多数是为了争权夺位。在对外方面，更有和少数民族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如北方的契丹，西北的西夏，西方的羌人和南方的广源等，在这些斗争中，宋朝常常是得不偿失。以上这些问题，即社会上动荡不安，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和边疆地区的安全问题，都迫使统治者要从各朝的历史中总结经验，寻求解决的办法。所以司马光编这部书时，不仅重视政治和军事活动，凡与加强统治有关的制度、理论、用人、行政、礼乐、历数、习俗风气以及少数民族的历史等等，不论是正面的或反面的经验，都收入这部书中，也就是以加强文官统治为归宿。本来司马光为这部书拟定的名称是“历代君臣事迹”，表明他是着重在“君”和“臣”的有关活动。后来宋神宗对于这部书很感兴趣，认为“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并且写了序文，于是改称为“资治通鉴”。在书名中特别标出一个“治”字，其目的也就十分明显了。
《资治通鉴》所取的形式称为编年体，按照年、时、月、日的顺序记载史事，即以时间为中心，叙述有关史实的发生和发展，可以追述往事，也可以附叙来事，文中有言有行，有分析有评论，而不是像流水帐目那样机械地排年记事。这个体裁创始于《左氏春秋》(即《左传》)，是我国最早建立的一种史书体裁。西汉以后，由于司马迁编写了《史记》，纪传体成为古代史书的主要体裁，编年体反落到无足轻重的地位。自从司马光编成了《资治通鉴》，编年体史书才重新为世人重视，其后多用这个体裁编著史书，并由此发展出来纲目体和纪事本末体。《资治通鉴》的成书，不仅复兴了编年体，并导致了几种新的史书体裁的产生，这在史书编纂学上是有重大意义的。
《资治通鉴》本身的编纂，具有很多特点或优点。首先是它取材广博和编写精审，所记叙的历史是幅员超过万里，人口超过千万，时间长达一千多年，而全书不到三百卷，组织精密，条理清楚，详略得宜，言简事明，有深入浅出之妙，这是一般史书不能与之相比的。其次，司马光的治学态度非常严谨，所用史料都经过仔细选择，并将选用的过程和选定的理由，一一记载下来，编成“考异”，成为《通鉴》一书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后世流传中，人们才把它分开了，这项治学方法，因此称为“考异法”。这都是在组织形式方面比较突出的优点。
曾巩是宋代一位著名的文史学家，与司马光同时而年稍长，曾校定南北朝各史书，在校定《南齐书》后写的进书表中说：“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这四项条件是当时人对于史书作者的共同要求。前面我们已经提到，《通鉴》的`内容不仅着重在历代的政治军事活动，对于礼乐制度和政策理论等，不论正面的或反面的，都兼收并蓄，作了适当的编置安排，对照曾巩所提的四项条件，司马光编写的这部大书是大致符合的。所以从内容方面说，这部书也得到了很高的评价。
发挥维护封建统治的“道”，即求所以“适天下之用”，是司马光的主要目的所在，可是实际上以这方面的评价为最低，不仅从现代观点看多是些糟粕，就是古人也指出了其中的偏失。原来司马光在政治上是个保守分子，当时主政的宋神宗和王安石都主张变法自强，司马光反对无效，于是退出政府，住在西京洛阳，以在野的身分编著史书，所以常常有不满的情绪流露在书中。如宋神宗时对西夏用兵，原有巩固边防的作用，不是宋统治者无故生事。司马光在写到唐朝和吐蕃争夺维州的事件时，便批评了当时的主战派李德裕等，以暗斥宋朝的主战派。又如写到智伯灭亡之事，乘机发表了一篇有名的“才德论”，认为有才无德者必致败事，暗示宋代主张变法者都是有才无德的人。这些主张已失于偏激，胡三省在《通鉴音注序》中便说：“其忠愤感慨不能自已于言者，则智伯才德之论，樊英名实之说，唐太宗君臣之议乐，李德裕、牛僧孺争夺维州之类是也。”这在《通鉴》中所占的篇幅虽不多，而为司马光着意重视之处，故不能不特予指出。同时也应注意到，在糟粕的成分之外，有时也有可取的部分。如关于封建时代学者反复争论的正统问题，他说：“正闰之际，非所敢知。但据其功业之实，而言其善恶得失。”(《魏纪》一黄初二年)这个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
在史实叙述方面，司马光自然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说话，起义军照例被称为“贼”，但说到农民发动起义时，常常详细列举其被迫发动的原因，这就接触到实际的社会政治问题。如叙述唐末王仙芝、黄巢发动起义时，先历述僖宗即位前后的天灾人祸，而后用概括的写法：“上(僖宗)年少，政在臣下，南牙北司，互相矛盾。自懿宗以来，奢侈日甚，用兵不息，赋敛愈急。关东连年水旱，州县不以实闻，上下相蒙，百姓流殍，无所控诉，相聚为盗，所在蜂起。州县兵少，加以承平日久，人不习战，每与盗遇，官军多败。”下面才说：“是岁，濮州人王仙芝始聚众数千，起于长垣。”(《唐纪》六八乾符元年)唐末农民起义似为一时突然暴发，伏因则可以追溯到多年以前，《通鉴》既历举其事，在叙述到起义发动时，又作概括的说明，使读者可以得到完整的概念。又如蜀中韩秀昇参加了起义，后为高仁厚所擒，仁厚亲自审讯，问：“何故反?”秀昇曰：“自大中皇帝(唐宣宗)晏驾，天下无复公道，纽解纲绝，今日反者，岂惟秀昇?成是败非，机上之肉，惟所烹醢耳!”仁厚愀然(《唐纪》七一中和三年)。虽然用了一些美化统治者的话，而当时阶级斗争的高涨，已经跃然纸上。
迷信思想，在统治者可谓根深蒂固，司马光常常依据事实揭破其底细。如记武则天之事：“太后好祥瑞。有献白石赤文者，执政诘其异，对曰：‘以其赤心’。(李)昭德怒曰：‘此石赤心，它石尽反耶!’左右皆笑。”又：“太后习猫，使与鹦鹉共处，出示百官。传观未遍，猫饥，搏鹦鹉食之。太后甚惭。”(并见《唐纪》二一长寿元年)事虽细微，意义则甚为重大。又如镇压黄巢起义的高骈，据有扬州，为霸一方，而听信玩弄神仙之术的吕用之，终至于城破身死。《通鉴》详记其事，不掩饰，亦不夸大，读者自然留下深刻的印象(《唐纪》七○至七三)。此类记载不仅表明司马光的见解正确，同时也表明其文学手法高妙。关于几次大战役的描写，如昆阳之战，赤壁之战，淝水之战，淮西之战等，都极简练而生动，称为古代叙述战争的典型之作。
《通鉴》在取材和记述方面，虽都达到了当时的最高要求，而由于时代的局限，谬误亦所难免。如《史记》错记了战国时期各国的年代，因而将齐宣王伐燕记为湣王之事，与《孟子》、《国策》诸书的记载均不合，现在根据《竹书纪年》已经纠正了这个错误。《竹书纪年》是魏国的史书，因与儒家经典记载多不一致，在宋代不受人重视，以致后来逐渐失传，现在看到的是辑录本。司马光虽然看到过原本的《竹书纪年》，而不知利用，于是硬将齐宣王的年代比《史记》拉后十年，避免了与《孟子》等书的矛盾，其实毫无根据，不能作为史实看待。又如著作《后汉书》的范哗，在朝臣争权中被杀，而诬加以叛逆的罪名，编造了很详细的情节，《宋书》全收于《范哗传》中，司马光未作分辨，也照样采用了(《宋纪》六)，到清朝，王鸣盛才辨明了当时的史实(参看《十七史商榷》卷六一)。又如东晋时期世家大族当权，陶侃为一代名臣而出身于寒门，世家出身的当权者对他多加诬蔑，《晋书》不辨真伪都收录下来。《通鉴》已多予删汰，但亦有删汰不尽者，如云侃“以不豫顾命为恨”(《晋纪》一六)。陶侃为地方长官，与晋明帝也无特殊关系，自然无必要参豫顾命，清王懋竑为陶侃作了正确的辨白(参看《白田草堂存稿》卷四)。这都是北宋时人认识不到的。千虑而有一失，虽智者不能免，我们自然不能因小瑕而掩其大瑜。
《资治通鉴》是一部分量比较大的书，同时也是值得通读的一部书。如何通读这样一部大书?是我们需要适当解决的一个问题。让我们先看一看古人关于读这一部书有什么问题或意见。司马光自己说过：“修《通鉴》成，惟王胜之借一读，他人读未尽一纸，已伸欠思睡。”(胡三省《通鉴音注序》)司马光的话含有牢骚的成分，但对于一部大书望而生畏，是古人已经首开此例。胡三省为这部书作了详细的音注，他在注中顺便说了一句：“读《通鉴》者，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唐纪》二八开元十二年)这句话的实际含义是要读者对于《通鉴》的内容全盘接受，这个态度当然也是错误的。所以读此书时，首先要有正确的态度，既不因为部头大望而生畏，也不因其评价较高而盲目接受，要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按照实际可行的计划，一步一步地读下去，直到将全书读完。这是读这部书时应有的基本态度，下面分别说一下几点应注意之处。
针对《通鉴》部头大的特点，便不能抱着一口气读完的想法，要将全书分为若干部分，(如按照原书的《周纪》、《秦纪》、《汉纪》、《魏纪》等来划分)在每部分之内再划分范围较小的部分(如按照帝王的年号或重大的历史事件来划分)，最后再划定一个时期之内能读完的部分，这应结合原书的内容和自己的时间而定，不必强求一律，大致可以卷次或年代为划分的标准。每读完一个小单元部分，便如攻下敌人一个阵地，不仅是取得一次战役的胜利，并为打好下一个战役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在读完一部分之后，可以随时写出笔记，或摘录书中的要点，或写出自己的心得体会，或记出有关的问题。笔记不求其详，也不求其全，只是为了有助于记忆理解。读书作笔记本是一个很有成效的方法，读《通鉴》这样的大书，更不可不利用它。
每读完一个较大的单元后，最好再重读一遍。一般的部分可以略读，而细读其中重要的部分，这样可以得到更完整的概念和较深的印象。
遇有难解的问题，可以先看注解。看了注解仍不明白，可以记下这个问题，留待求师问友，暂时跳过去，先看下文，常常在读完全文后，前面的问题自然迎刃而解。
如果古文基础较差，读时速度应稍放慢，但要坚持读下去，不但增加了我国古代历史的知识，并可以提高阅读古文的能力，收到一举双得之效。如果古文基础较好，那就可以着重在取得历史知识方面。
对于初学者来说，读旧史书首先要求读通，只有读通了，才能进一步作分析批判，从而得到真正的历史知识。《通鉴》是封建时代学者写给封建统治者看的，所以这一点更应受到重视。
读本问题，最好是看整部的，现在有了标点本，这方面的困难已经排除。如果只看选录本，一般地说，可供文学欣赏之用，从取得历史知识方面说，差距就太大了。
细水长流，持之以恒。有恒是完成工作的必要条件，读一部大书时也是这样。这个道理几乎是人所共知，但许多人不能坚持下来，所以最后特别提醒一下。
关于资治通鉴的读后感模板【篇5】
《资治通鉴》是北宋司马光主编，是一本史书。这个暑假，妈妈陪我通读了一遍，我受益匪浅。这部书总共有294卷，历史跨度包含了16个朝代，其中，秦朝的历史变革令我感触颇深。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打败了齐、楚、燕、韩、赵、魏六个国家，统一了全国，建立了秦朝。他统一了货币和度量衡，实行郡县制、书同文、车同轨。秦始皇统一全国，结束了各诸侯国之间互相争斗的战争局面，让百姓过上了安稳的生活。他修筑长城，阻止了匈奴的侵扰。可称为千古一帝。但是他焚书坑儒，烧掉了数不清的文化瑰宝，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后来，秦始皇的儿子胡亥，历史上称秦二世继承了王位。他实行残暴统治，从此人们对秦始皇的尊敬、爱戴和崇拜，更多地变成了无可奈何的服从和忍耐。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揭竿起义，虽然失败了，但从此秦朝就开始走向灭亡了。
从秦朝的历史变革中可以看出，利用严苛的统治制度规范人民的行为，只能实现表面上的形式上的统一，并不能让百姓在心里产生认同。唐太宗曾经说过：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统治者只有把百姓放在心里，事事处处为百姓的利益着想，时时刻刻把百姓的需求放在第一位，才能把百姓的心凝聚到一起，自己的江山才能坐得稳坐得牢，统一全国的大业才能实现。
读了这本书，我认为人民的力量是最重要的，是最强大的，民为国家繁荣昌盛之本。若是统治者重视人民让人民过得幸福，富足，那么国家也会繁荣强盛;反之，国家就会被人民所颠覆，走向灭亡。这正是一个国家想要富强所必须遵循的思想。我们的国家就是因为重视人民，才越来越富强的。我为生活在富强民主文明的中国而感到自豪与骄傲，中华民族一家亲，让我们团结一致，百折不挠，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吧!
关于资治通鉴的读后感模板【篇6】
今天我看了《资治通鉴》的楚霸王自刎乌江。它讲的是刘邦追击项羽来到固岭，商定与韩信、彭越汇合，可到日期了，韩信和彭越还没来，刘邦很着急，最后将韩信和彭越封王以后，两人立即支援，几面合攻项羽，项羽被打的措手不及，好容易逃到乌江边了，却迟迟不渡河，手拿短兵器与刘邦作战，砍了几百人，自刎而死，刘项两家的争夺也就以刘邦胜利而结束了。
可刘邦为什么会胜利呢?以前是项强刘弱，刘邦为什么会扭转战局呢?我觉得是因为他会听从别人的意见，善于招募人才，比如张良、萧何、韩信等都是他的部下，他还舍得拿钱，当时赏张良就是金百溢，珠二斗，而项羽呢，恰恰相反，他是妇人之道，他看见士兵受伤甚至会流眼泪，可将领有功他又迟迟不肯封赏，所以人们才会默默离开他，刘邦听取张良的意见，给韩信封为大将军，项羽却只是对待他像对待一个小兵一样，从不听他的意见。
刘邦年龄也很大，他取得王位的时候已经五十多岁了，足足比项羽大了二十四岁，他还有长者的风范、没有杀秦王子婴。
但是刘邦也有不好的地方，他爱破口大骂，萧何去追韩信时他回来就对萧何破口大骂：“那么多好将领你不去追，便去追一个韩信……”直到萧何解释后他才止住。
总之，刘邦是得到王位了，它的优点是大于缺点的，应该留名千史。
相信每个选《资治通鉴》这门课的初衷是对于历史有强烈的好奇心!历史的魅力不单单是因为它悠久，而主要在于它的智、理。《资治通鉴》，一本记载了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史书，司马光花了十年的时间编写成功。宋神宗以“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命名为《资治通鉴》。我们并不能从区区的几堂课或是几段视频出看出它的真谛。我们从中需要学习的太多太多，只能慢慢的去“咀嚼”和“消化”。
这其中的每个故事都让我深有感触，行为过激的伍子胥鞭尸泄愤，一夜愁白头，最佩服的人物之一韩信，非常有名的战术家，“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胯下之辱”韩信一生英勇善战，善于带兵，雄才伟略，能屈能伸的精神值得我们去学习。西楚霸王项羽，破釜沉舟，,以应巨鹿之战，可见其勇猛决心，终一战成名，这是何等的精神和气魄，这值得我们学习。但他太过自负，优柔寡断，鸿门宴没能击杀刘邦，铸成大败，他的乌江自刎，令我惋惜，暗叹连连。
总之历史中有太多的东西，值得去深思，不单单只是看!应该学以致用，结合历史中的道理，深析兵家将者!用人之道，如何提升领导力，如何知人善任等等。
《资治通鉴》，简称“通鉴”，是北宋的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共294卷，历时xx告成。它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xx)写起，到五代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16朝1326年的历史。它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在中国官修史书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
司马光从幼年时期就好史学，为官后，将战国和秦代的史事编写成八卷，进给宋英宗，很受英宗赞赏，命他继续编撰。为此特设一个史局，由他自己选用助手，他选定了刘恕、范祖禹和刘攽作为主要助手。当时北宋的局势比较稳定，政府收藏的书籍很多，他们可以任意参考。
《资治通鉴》中唐朝中后期的历史很详尽，有六十多章，可以看到一个大帝国怎样慢慢地变成了分崩离析的藩镇割据的局面。从代宗的放任开始，到唐德宗的无奈，有宪宗、武宗的振作，到昭宗的任人使唤。即使宰相有像陆贽、李德裕，也只能振作一时，而不能改变历史变迁的常态。
在割据势力强盛时，不得不缓缓而动。唐德宗开始武力削藩，导致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等人叛乱。后来转变态度，对藩镇一味姑息。唐德宗即位之初，雄心壮志，图强复兴，实施革新。但一遇挫折，这些措施便消失殆尽。所以子曰：“三年无改父之道，可谓孝矣。”为政也是这样，一开始不熟悉情况，需要一段时间的观察，之后措施才能有所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