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哲学思想总结

老子哲学思想总结（锦集20篇）。

▲ 老子哲学思想总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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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埃尔迪昂(Pierre Duhem，1861~1916)是法国著名的科学家(物理学、理论力学、物理化学)、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 。由于他的虔诚的宗教信仰、保守的政治态度、非凡的学术才干、秉直而倔强的个性，他生前受到法国学术界和教育界一些当权人物的排斥与迫害，很不得志。在他死后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他似乎被西方世界“遗忘”了。在我国学术界，人们多年来对他所知无几，甚至连他的名字也以讹传讹了几十年(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误译为“杜恒”)。其实，迪昂是科学思想界中的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这一点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承认。由于迪昂长期在科学前沿进行创造性的探索，又对科学发展史(尤其是中世纪的科学史)有精湛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这成为他的科学哲学思想的丰富源泉。迪昂的科学哲学思想主要集中在1906年出版的《物理学理论的目的和结构》 一书中。这是现代科学哲学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之一，其中的许多观点即使在今天看来也还是新鲜的和激动人心的。下面，我想以此书为主，简要论述一下迪昂的科学哲学思想。

一、物理学理论的目的

在迪昂所处的时代，关于物理学理论的目的，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有人认为，物理学理论就其对象而言是解释(说明)在实验上已经确立的一组定律；也有人认为，物理学理论是一种抽象系统，其目的是概括和在逻辑上分类一组实验定律，而不是标榜解释这些定律。

按照迪昂的观点，前一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在迪昂看来，解释(explain或explicate，法文是explicate)就是剥去像面纱一样的覆盖在实在上的外观，以便看到赤裸裸的实在本身。但是，观察物理现象并不能使我们进入与隐藏在可感觉的外观之下的实在的关系之中，而只能使我们在特定的和具体的形体中理解可感觉的外观本身。此外，实验定律就其对象而言并不具有物质的实在性，它仅是以抽象的和具体的形式处理这些可感觉的外观。例如，弹奏和吹奏乐器，人们听到或强或弱、或高或低的声音，从而产生了声音感觉和音乐情感。这些特定的和具体的感觉经过我们智力的精心制作，形成了像强度、高音标准、八度音、和音、音色等普遍而抽象的概念。声学实验定律就是阐明这些概念和其他同样抽象而普遍的概念之间的恒定关系。而当物理学理论被看作解释时，那么，在每一个可感觉的外观被剥去，抓住物理实在之前，其目标是达不到的。

这样一来，对于这样两个问题，即“存在与可感觉的外观不同的物质实在吗?”“这样的实在的本性是什么?”在实验方法中没有它们的来源。观察和实验只能得到可感觉的外观及其关系，而无法达到它们背后的实在。对上述两个问题的解答超出了物理学方法所能达到的范围，它们是形而上学的对象。因此，如果物理学理论的目的是解释实验定律，那么理论物理学就不是自主的科学，它就要从属于形而上学。倘若如此，物理学理论就不成其为受到普遍赞同的理论，因为把不同形而上学体系分开的观点就会扩散到物理学领域，从而形成深刻的分歧、尖锐的对立。事实上，形而上学体系并没有给出足够严格或足够详细的工具，从中能够推导出物理学理论的所有元素。因为关于物质真实本性的形而上学所提供的工具经常是否定的。例如，亚里士多德主义者和笛卡儿主义者都否认空虚空间的可能性；牛顿主义者拒不承认不能还原为质点之间作用的力；原子论者和笛卡儿主义者否定任何超距作用等等。当情况否定敌对学派所提出的理论时，它们可以恰当地得到辩护；但是当我们希望推导物理学理论的原理时，它们则不结果了。物理学理论所求助的命题是形而上学无法提供的，从而对于该体系的信徒来说依然是神秘的。无法解释的东西总是形而上学宣称所给出的解释的基础。迪昂的结论是：即使没有形而上学体系也足以构造物理学理论。

迪昂从物理学理论的目的看到了它的真实本性，即物理学 理论不是隶属于形而上学系统的解释，而是从少数原理（假设）演绎出来的数学命题的系统，以便尽可能简单、尽可能完善、尽可能正确地描述一组实验事实。

要形成这样的物理学理论，迪昂认为必须通过以下四个相继的操作来完成。第一，我们选择自认为简单的性质描述我们所要描述的物理性质，其他性质可视为这些简单性质的组合。我们通过合适的测量方法使它们与一组数学符号、数字，大小对应。符号和性质之间没有内在的本质联系，符号只是约定的记号。例如，用摄氏温标测量的温度就是感觉经验所感知的冷暖的约定的、定量的描述。第二，我们选择少量的原理或假设，作为演绎的逻辑前提或理论的基础。它们仅仅是根据方便的需要和逻辑上的一致，把不同种类的符号和数量联系起来的命题，它们并不以任何方式宣称陈述了物体真实性质之间的真实关系。第三，根据数学分析法则把原理或假设结合在一起。理论家计算所依据的数量并非是物理实在，他们所使用的原理也并未陈述这些实在之间的真实关系。对他们的要求是：他们的符号化是可靠的，他们的计算是正确的。第四，由第三种操作所引出的某些结论被“翻译”成物理学术语。也就是说，我们得到关于物体可测量特性、关于定义和测量这些性质的方法的新陈述，这些方法作为一种“词典”，可以帮助我们翻译。现在，这些新命题可以与实验结果进行比较，由它们与实验是否相符，看其是好理论还是坏理论。简而言之，这四个基本的操作也就是：物理量的定义和测量；选择假设；理论的数学展开；理论与实验的比较。

迪昂由此得出结论说，真正的理论不是给物理现象以与实在一致的解释的理论，它是以满意的方式表示一组实验定律的理论。虚假的理论不是试图在与实在相反的假定上建立的解释，它是一组并不与实验定律一致的理论。与实验一致是物理学理论真理性的惟一标准。

关于物理学理论的统一性，迪昂是从两个角度来看待的。首先，他赞同马赫的观点 ，把理论视之为思维经济。他说：用定律代替具体的实验事实达到了经济；当我们的精神把实验定律浓缩为理论时，便是双倍的'经济。迪昂从中看到了物理科学进步的道路：实验家不断揭示出迄今未曾料到的、未形成新定律的事实，理论家通过构想更浓缩的表达、更经济的系统，使之有可能容纳这些获得的东西。物理学的发展刺激了“不厌倦提供的自然”和不希望“厌倦想像”的理性之间的持续斗争。其次，迪昂认为，理论不仅仅是实验定律的经济描述，它也是这些定律的分类。实验物理学向我们提供的是一堆杂乱的定律，没有用一种亲族的纽带把它们联结起来，常常是十分偶然的原因或相当表面的类似导致我们把它们汇集在一起。可是，通过把原理与实验定律关联起来的演绎推理，理论便在定律之间建立了秩序和分类。它使某些定律汇集在一起，把它们密切地排列在同一个群中；它通过把其他定律放在离得很远的两个群中，从而把它们分开。这样的分类使知识可以被方便地使用、顺利地应用。迪昂从这种有秩序的分类中洞见到科学美。他说：秩序不论在哪里统治，都因之而产生美。理论不仅给出了物理定律群，而且它声称这些定律更容易运用、更方便、更有用，从而也更美。

这种审美情感并不是达到高级完善程度的理论所产生的惟一反作用，它还能使人们在理论中看到自然分类。迪昂指出，理论变得越完善，我们就越理解，理论使实验定律秩序化的逻辑秩序是本体秩序的反映；我们就越是觉得，它在观察资料中建立的关系对应于事物之间的真实关系；我们就越是感到理论倾向于自然分类，而不是纯粹人为的系统。

理论形成自然分类的引人注目的特征是，理论在实验之先。在这样的理论中，不仅每一个已知的实验定律被假设的推论所表示，而且更重要的是，人们能够从假设中推出不与先前任何已知的实验定律对立的推论，它们描述了可能的实验定律。其中一些涉及到实际能够实现的情况，这些推论特别有趣，因为能够把它们交付事实检验。如果它们严格表示了支配这些事实的实验定律，那么该理论的价值将被扩大，该理论支配的领域将增添新定律。相反地，如果在这些推论中存在一个与事实全然不一致的理论，那么该理论就必须或多或少地受到修正，或者也许要被完全抛弃。

作为纯粹人为的系统的理论对不可见实在之间的真实关系没有任何暗示，这种理论不会进一步预言新定律。而作为自然分类的理论表示了事物之间深刻的真实的关系，它的推论在经验之先，并能激起新定律的发现。由此可见，自然分类这一特征是由在还没有被发现的实验定律之先的理论的多产性标志的，这增强了我们的下述信念：我们的理性在抽象的概念中建立起来的关系对应于事物之间的关系。迪昂关于越完善的理论越倾向于自然分类的思想是颇有启发性的。

由于自然分类在各种实验定律之间建立了一种作为真实秩序的图像和反映的逻辑协调，从而把脱离我们的实在组织起来，构成能够启发新发现的、富有成效的理论。因此，迪昂认为物理学理论的目的就是变成自然分类。

迪昂考察了已有的物理学理论以及往昔的物理学家关于物理学理论本性的观点，他辨认出它们实际上是由两个不同的部分构成的：其一是描述部分，它是为分类定律而提出的；其二是解释部分，它是为把握潜藏在现象深处的实在而提出的。有人认为，解释部分是描述部分存在的根据，是描述部分成长的种子或是养育它发展的根。迪昂强调指出，这种看法大错特错了。实际上，这两个部分之间的联系几乎总是十分脆弱和十分人为的。描述部分就其自身而言，是由于理论物理学的合适的、自主的方法发展的；而解释部分则像寄生物一样附着在这种充分形成的有机体(描述部分)上。

迪昂进而指出，理论具有的功能和多产性，并不归因子解释部分，理论中的每一种好东西(如理论在实验之先的功能)都能在描述部分中找到。这一切都是在物理学家忘记探索解释的情况下发生的。另一方面，虚假的、与事实矛盾的东西尤其可以在解释部分找到；物理学家把错误引入其中，这是由于他希望把握实在而引起的。迪昂洞察到，当实验物理学进步到与一种理论对立并迫使理论修正或变换时，纯粹描述部分几乎全部进入新理论中，并把旧理论固有的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带进新理论，而解释部分则被抛弃了，以便给另外的解释开辟道路。迪昂由此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这种连续的传统保证了理论的生命的永恒和科学的进步。迪昂通过对物理学理论目的考察，不仅为物理学家的活动划定了范围，避免他们在思辨的形而上学问题上纠缠，而且也恰当地说明了理论更替的连续性和科学进步的大趋势。与库恩的“范式不可通约”和否认“科学进步”的观点相比，也许更为可取一些。问题在于，每一个具有探索精神的科学家也都具有求根溯源的本性，“画地为牢”能否使他们“安分守己”?形而上学不仅侵入到科学家的研究纲领之中(在许多情况下还是有成果的)，而且也融入理论的“硬核”之中，能否人为地把它分离出去?最绝妙的途径也许是：既接受形而上学的启迪，又不墨守形而上学的教条。当然，这不是一般人所容易做到的。但是，善于在对立的两极保持必要的张力的科学家却具有这种高超的本领 。

迪昂还谈到抽象理论和力学模型，并把欧洲大陆的和英国的物理学家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进行了有趣的比较。在迪昂看来，任何物理学理论的构成都源于抽象和概括这两方面的工作。首先，精神分析大量具体的、不同的、复杂的、特殊的事实，并用定律(即把抽象概念连结在一起的一般命题)概述什么对事实来说是共同的和根本的。其次，精神考虑整个定律群；它用极为少数的、与某些十分抽象的观念有关的极其普遍的判断代替这个定律群；它选择一些初始性质并以下述方式形成基本假设：属于所研究的群的所有定律都能够通过演绎法推导出来，演绎也许是冗长的，但却是十分可靠的。基本假设和可以演绎出的推论的系统，抽象、概括和演绎的工作在我们的定义中就构成了物理学理论，这就是所谓的抽象理论。

欧洲大陆物理学家偏爱这种理论。他们的理论不管是解释的还是纯描述的，都是按照严格的逻辑法则构造的体系。作为不畏惧深奥的抽象和冗长的演绎，主要渴求秩序和明晰的理性的产物，他们的理论要求无缺点的方法贯彻始终。这种体系把若干十分清楚的公设(原理、假设)看作是其基础，并力图建立一个像欧几里得几何学那样极其严格的和有逻辑性的结构，每一个实验定律都能确切地容纳在这个结构内。这种理论的统一和各部分之间的逻辑联系，是下述观念自然而必然的结果：思想的力量加于物理学理论，动摇这种统一和打破这种联系就是违背了逻辑原则或犯了错误。

对于英国学派的物理学家来说，情况根本不是这样。例如，开耳芬勋爵就这样宣称：“我的目标就是要证明，如何建造一个力学模型。这个模型在我们所思考的无论什么物理现象中都将满足所要求的条件。”“在我未能给一种事物建立起一个力学模型之前，我是永远也不会满足的。如果我能够建立起一个力学模型，我就能理解它。只要我不能建立起力学模型，我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它。” 开耳芬的话代表了英国物理学家的典型观点：理解一个物理现象与模拟该现象设计一个力学模型是一回事；从而，实物的本性必须通过设想的机械来理解，它的运行将显示和模拟出物体的性质。

这样一来，在英国物理学家的眼中，理论既不是解释，也不是物理定律的合理分类，而是这些定律的模型，这种模型不是为满足理性而建立的，而是为偏爱形象而建立起来的。因而，它摆脱了逻辑的统治。正是英国物理学家构造一种模型描述一群定律，构造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模型描述另一群定律，而不管某些定律对于两个群是共同的事实。对拉普拉斯(法国)和安培(德国)之类的学者来说，给同一定律以两种不同的理论解释，并坚持两个解释同样可靠，这是荒谬的。对于开耳芬和麦克斯韦学派的物理学家来说，对同一定律用两种不同的模型来描述，这并不矛盾。而且，这样引入科学中的解释根本没有震动英国人，反而认为它增添了额外的变化魅力。英国人的想像强有力，但却不像欧洲大陆人那样渴求秩序和简单性，缺乏构成抽象和概括的理论的方法。迪昂在另一处也讨论了抽象思想者和形象思想者的两种不同类型思维的特征及差异 。迪昂还进一步对力学模型方法作了分析和评价。他强调不要把类比方法与模型的使用混淆起来。物理学史向我们表明，探求不同范畴现象之间的类似，也许是构造物理学理论全部程序中最可靠和最有效的方法。物理学中的类比方法正是这样的方法，但它的利用常常使用更精确的形式，即代数方程等价。这种代数方程的对应是无限有价值的东西，它不仅引起思维经济，而且由于它容许人们把构造另一种理论的所有代数工具转移到一个理论中，也构成了发现的方法。类比在于把两个抽象的体系汇集在一起；无论已知它们中的哪一个，都有助于我们猜测另一个未知的；或者两个在都得到系统阐述时，它们互相都明晰了。在这里没有使最严格的逻辑学家惊讶的东西。力学模型虽然能够在发现的道路上引导某些物理学家，它还能导致其他发现，但是，至少可以肯定，它没有引起物理学的进步，倾入到我们大量知识中的份额似乎是相对贫乏的。事实上，开耳芬利用力学模型作为一种发现工具远不如作为一种说明方法。

二、物理学理论的结构

迪昂还就物理学的结构进行了比较详细的分析，他依次讨论了物理学中的量与质、事实、实验、定律、理论和实验的关系、假设的选择等问题。

迪昂认为，为了使在物体中所发现的一个属性可以用数字符号来描述，用亚里士多德的语言来说，其充要条件是这个属性属于量的范畴而不是属于质的范畴；用比较容易接受的现代几何学的语言来讲，其充要条件是这个属性是一个数量。任何属于量的范畴的属性的基本特征是：量的数量的每一个状态总是可以借助于同一量的另外的较小状态的相加而形成；通过比第一个量小但与它同类的量的交换和结合操作，每一个量都是一个联合，它们是它的部分。

每一个不是量的属性即是质，起源于相加思想的测量不能对付质。但是，正如量不仅仅是用抽象的数确定的。而是由与它的标准的知识相关联来确定一样，质的强度也不完全是由数字符号表示的，而必须把适合于得到这些强度尺度的具体程序与这一符号联系起来。当然，作为一种质的不同强度标准的尺度，总是作为它的原因的具有这种质的一些量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迪昂在这里还提出了原质(primary qualities)的概念。所谓原质，就是在科学发展的一定时期不能再分解、再简约的质。原质不是永恒的，而是暂时的。今天不能还原为其他物理性质的质，明天也许将不再是独立的，也许物理学的进步将使我们在原质中辨认出性质的结合。为了给出一组尽可能简单的物理定律的描述，为了达到最完善的思维经济，在构造理论时，应该使用原始的概念或原质。显然，迪昂关于量和质的规定，是他形成物理学理论四个操作的头一步，即物理量的选取和测量。

迪昂把事实分为理论事实和实用事实。理论事实即一组数学资料，在理论家进行推理和计算时用它宋代替具体事实。在理论事实中，不存在模糊和不确定性，一切都是以精确的方式决定的。例如，温度以某种方式分布在某一物体。这里的物体是按几何学定义给出的；该物体每一点都有一个对应的温度；这温度对每一点而言都是一个数，它不与其他任何数相混。与理论事实相对的是实用事实，前者是通过后者翻译而成的。在这里看不到刚刚宣称的任何确定性了。物体是具体的块料；温度不是每一点的，而是某一体积内的平均温度；温度也不是某一严格的数，而是不超出某一范围。迪昂关于实用事实和理论事实的论述，使我们想起他的同胞彭加勒关于未加工的事实和科学事实的划分及观点 。

关于实验，迪昂认为，物理学实验是精确地观察现象，并伴随着对这些现象的解释；这种解释用抽象的符号描述代替通过观察实际收集到的具体资料，前者借助于观察者所承认的理论与后者对应。物理学实验的结果决不是知觉一组具体的事实，而是形成把某些抽象的、符号的观念相互联系起来的判断。迪昂注意到，抽象的符号和具体事实之间可以有对应，但不是完全的对称；抽象的符号不能恰如其分地描述具体的事实，具体事实也不是抽象符号的严格体现。因此，一个理论事实可以被翻译成大量完全不同的实用事实；一个实用事实对应于大量的不相关的理论事实。这一双重的观察表明，在实验过程中实际观察到的现象和物理学家所形成的结果之间插入了一个十分复杂的智力精制品。迪昂还看到，这种智力操作不仅体现在实验结果所获得的形式中，它在实验者使用的工具中也明确地显示出来，因为惟有现象的理论解释使仪器的使用成为可能。

至于物理学定律，迪昂认为它是符号的关系。正如常识规律是人借助于天然的工具对事实进行的观察为基础一样，物理学定律也是如此基于物理实验的结果。物理学定律对于实在的应用，需要知道或接受整个一组定律。常识的规律仅仅是一般的判断，如太阳从东方升起这一判断，它或者为真，或者为假。但是，物理学定律是近似的，对于严格的逻辑学家来说，它不能或者为真，或者为假。正由于任何近似的物理学定律都会随实验精度的增加而提高近似度，因而定律本质上是暂定的。对定律的价值的估计因不同的物理学家而异，取决于他们各自的观察工具和他们研究所要求的精度，因而定律本质上是相对的。而且，总是存在着一些情况，使得通过定律关联起来的符号不能够以满意的方式描述实在，这又是物理学定律是暂定的一个原因。

关于物理学理论和实验的关系，迪昂提出了一些有影响的见解。首先，他提出理论的实验检验在物理学中并不具有逻辑简单性。这是因为，不可能将想要检验的理论放在实验室的门外，没有理论就不可能调节任何一个仪器，或者解释任何一个读数。在物理学家的心目中，不断地出现着两种系统：一种是由他操作的玻璃和金属的具体系统，另一种是理论用以代替具体系统的公式的抽象系统，物理学家正是根据后一种系统进行推理的。于是，人们根本就不可能割断物理理论与检验这些理论的恰当的实验程序之间的联系，这一事实以独特的方式使得这种检验变得复杂了，并且使人们不得不仔细地考虑它的逻辑意义。

其次，迪昂揭示出，一个物理学实验决不能否决一个孤立的假设，而只能否决一组完整的理论。其理由在于：一个物理学家决定证明一个命题的不正确性时，为了从这一命题推演出对一种现象的预测并进行实验以表明这个现象是否会产生，为了解释这个实验的结果并确认被预测现象没有产生，他并不仅仅限于运用被讨论的命题，他还运用他认为是毫无疑问而接受的一整套理论。因此，导致有争议的预测不仅仅是从遭到诘难的命题而来的，而是从这一命题加上那一整套理论而来的。如果预测的现象未出现，不仅被讨论的那个命题有毛病，而且物理学家所运用的整个理论的构架都有毛病。实验告诉我们的仅仅是，在被用于预测那个现象并确定它是否出现的那些命题中，至少有一个错误；但是，这个错误在哪里，它却恰恰没有告诉我们。物理学家可能会宣布，这错误正好包含在他想要反驳的那个命题中，但他能肯定这个错误不在另一个题中吗?如果他能肯定这一点，他就隐含地接受丁他所运用的所有其他命题的正确性，他的结论的有效性无非是他的信念有效性。这样一来，物理学家决不能使一个孤立的假设、而只能使一整组假设接受实验检验。当实验与他们的预测不一致时，他所知道的是，这组假设中至少有一个是不可接受的，应该加以修改；然而，实验并不指明哪一个应被修改。因此，判决性实验在物理学中是不可能的。判决性实验只能说明整个理论是否要修改，至于要修改哪一个假设，纯逻辑是无能为力的，这里需要的是物理学家的洞见(good sense)。那些并非来自逻辑而又引导人们选择的动机，那些“理智所不知道的理由”，那些对充分的“直觉的心灵”而非“几何学的心灵”而言的理由，就构成了所谓的名副其实的洞见。

关于假设的选择，迪昂讨论了逻辑强加在假设选择上的条件。逻辑既不要求我们的假设是某种宇宙论系统的结果，或者至少它们与这个系统的结果一致，也不要求我们的假设仅仅是由归纳概括的实验定律，逻辑不能提出这些不能满足的要求。逻辑强加于作为物理学理论的基础的假设有三个选择条件：首先，假设不是自相矛盾的命题；其次，支撑物理学的不同假设不能互相矛盾；最后，假设将以这样的方式选择，由此出发，作为一个整体的数学演绎能够推出以足够的近似度描述整个实验定律的结果。只要理论家尊重这三个条件，他就享有完全的自由，他可以以他乐意的任何方式为他将要构造的理论体系打下基础。在迪昂看来，物理学有两个源泉：其一是常识的确定性，其二是数学演绎的明晰性。但是，假设却不能够从常识提供的公理中演绎出来。假设不是突然创造的产物，而是逐渐进化的结果。假设的提出和选择缺乏任何指导或法则。在从经验事实到假设之间没有逻辑通道这一点上，迪昂的观点与彭加勒和爱因斯坦的观点有共同之处。

参考文献

关于迪昂的生平、思想和工作，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D. G. Miller, Ignored Intellect Pierre Duhem, Physics Today, No.12, 1966, pp. 47~53.

P. Duhem, The Aim and Structure of Physical Theory, Translated by Philip P. Winne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U. S. A., 1954.

E．Mach, The Science of Mechanics, a Critical and Historical Account of Its Development, Translated by T. J. McCormack, Open Court Publishing Company, U.S.A. 1960, Chapter Ⅳ, SectionⅣ.

李醒民：善于在对立的两极保持必要的张力——一种卓有成效的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准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4期(总第40期)， 第143~156页。

W. Thommn, Lectures on Molecular Dynamics and the Wave Theory of Light, 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1884, pp. 131, 270.

P. Duhem, The Evolution of Mechanics, Translated by Michael Cole ＆ Noordhoff , Maryland, U. S. A., 1980, p. 97.

昂利彭加勒：《科学的价值》，李醒民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313--3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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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活着的气度是昂首挺胸，独立寒冬，面对漫天大雪，而巍然不动的英雄豪情，是酷暑三伏，雷雨交加，坐于书房，面不改色，挥笔题书的那份悠然宁静。

26、凡是能站在别人的角度为他人着想，这个就是慈悲。

27、感谢上苍我所拥有的，感谢上苍我所没有的。

28、不是某人使我烦恼，而是我拿某人的言行来烦恼自己。

29、菩提心发出来了，修什么法都能达到圆满，一切佛都是一体，念多少佛都是念一尊佛，都是自己的本尊。

30、人生四季，寒暑交替，静心体味生活的悲与喜，笑看起起落落。

31、看破生死，所以能忘去年岁的长短。

32、客来一句问候，客去一句祝福，不分张王李赵，都是善缘；境生一份喜悦，境灭一份清静，莫辨真妄，无非心造。

33、无欲本清净，何故惹尘埃。留得躯体在，常怀感恩心。

34、当人遇到生死，一切都是过眼云烟！

35、不要太肯定自己的看法，这样子比较少后悔。

36、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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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孟、荀代表的先秦儒家,力倡修身为政、民为邦本、选贤使能、富民强国、礼主刑辅等方面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哲学思想。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这一儒家政治思想便成为中国封建社会政体的主体意识和人们社会生活的主导思想,深刻影响中国封建社会两千余年。其所蕴含的丰富合理内涵和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至今仍有超越时空的价值。下面小编为大家准备也一篇关于先秦儒家哲学思想研究的论文，欢迎各位毕业生借鉴哦!

论文摘要：先秦是指秦统一中国之前的历史时期，主要指春秋、战国时代(公元前770-前221年)。这个时代是世界文化史上的轴心时代，也是中国诸子百家活跃的时代。先秦儒家哲学思想就是在这个时期创立的学说。文章旨在通过对先秦儒家产生的背景及其哲学思想体系的梳理，还原儒家思想的特点，进而阐发其对当今中国社会的现实意义。

论文关键词：先秦;先秦儒家;儒家思想;哲学思想

从先秦百家争鸣中一支普通的流派，到秦焚书坑儒法家称雄时的短暂消沉，再到西汉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接着北宋程朱理学备受争议的“存天理，灭人欲”，再到今天掀起的新儒热。反观这个演进历程，可以看到，儒家思想在这一过程中一直处于中华民族精神的主导地位，千百年来哺育和教化着中华民族，成为中国人精神和信仰的文化支撑。现在，立足于较为理性和客观立场上的现代人，回望先秦儒家哲学思想，儒家产生背景是什么?其思想体系应该怎么概说?其发展走向和现实意义又是什么?笔者对此做了一些初步研究。

一、儒家产生的背景

“诸子百家”，即儒家产生的背景。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活跃。“诸子”是指活跃于当时有名的思想家，“百家”是指不同的学派。当时对诸子百家的论述较集中地文献有《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篇》、《韩非子·五蠹篇》。“诸子百家”都指谁?历史上有不同的说法。西汉初期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所列举的是儒、法、道、阴阳、名、墨六家。西汉末年刘歆和东汉班固所列举的是儒、法、道、阴阳、纵横、小说、名、墨、农、杂十家。但是，他们都丢掉了相当重要的一家——兵家。

诸子百家产生于春秋时期，当时的社会急剧动荡，社会结构中的几个方面都发生了大的变化。

(一)经济结构的变化

经济结构的变化是从生产力开始的`。春秋时期，铁器开始大量出现，这使劳动者只能用大规模的群体合作来弥补生产工具之低劣的时代骤然结束，劳动者个人用铁制作的生产工具有能力个人开垦土地。孟子所说“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虽然是对他理想中村社生活的设想，但这种劳动成果的分成方式——劳役地租在当时无疑是存在的。铁器的使用，使生产力大大提高，也推动了生产关系的转变。但生产关系的转化不平衡，由此引起了政治上的动荡。

(二)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化

由于生产关系变更不平衡，主动变更、变更早、变更较彻底的贵族很快就富裕起来了。这些贵族，开始不满足于眼前的政治地位，一方面是为了维护既得的经济利益，一方面也是为了满足更大的贪欲，开始在政治上有大的举动。于是卿大夫凌驾于诸侯之上，“陪臣执国命”的事层出不穷。整个局面是“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而政治上的变化进一步影响到思想。

(三)社会群体构成的变化

政治经济的变化导致了社会群体构成的变化：首先，阶级结构发生了变化。原来大体上只有奴隶和奴隶主两大阶级，现在又出现了农奴和农奴主，农民和地主。其次，既出现了大量的破落贵族，又出现了大量的新贵。再次，职业的构成呈现多样化。原来只有农牧业和一些手工业，现在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多样化，职业种类多了。除农夫之外，还出现了职业工商者、职业官僚、职业军人、职业政客、职业谋士、职业教师、职业艺术工作者。

(四)文化的地域特色凸显出来，并汇聚到中原相互交流

当时的区域特色有：齐鲁文化、燕齐文化、燕赵文化、三晋文化、秦文化、郑卫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宋文化还有北方游牧民族文化。

以上经济、政治、社会群体构成的变化和地域特色文化的发展，必然在思想领域出现各种不同的声音。儒家在这个时期应运而生，其哲学思想在中华民族的演进历程中走过了一条曲曲折折、起起落落，却又一直占据中华民族思想不倒的道路。

二、先秦儒家主要人物及哲学思想

说起“儒家”，首先想到的是诸子百家中的“儒家”，当时孔子首开私人讲学之风，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态度，以六艺教人，“仁”“礼”并举，从而吸引众多学生，通常我们说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

随着孔子思想的流传，孔子逐渐被看做是“儒”的象征，而他与那些追随他的理想，致力于整理、解释和教授古代经典，积极参与社会管理，保存和研习古代礼乐的群体，被称为儒家。孔子之后，儒家发生了变化，但是儒家的基本信条为他的弟子们所继承。并出现了孟子和荀子这样能够将其思想发扬光大的后学。先秦儒家，主要人物就是孔子、孟子和荀子。

孔子在儒家发展史上应是首创者。后世许多思想都是从孔子那里开始。其哲学思想概括如下：

第一，“礼”的理论思想。第一点是“正名”的理论，所谓“正名”，也就是根据周礼确定人的身份和地位。孔子说礼的功能是“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第二点是“礼之用，和为贵”的理论。《礼记·乐记》说：“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节貌者，礼乐之事也。”第三点是关于“中庸”的理论。中庸之道贯穿孔子思想始终。他提出了“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第二，重视“仁”。在孔子的思想中，“仁”是一个比“礼”更为重要的概念。此外，“仁”是在他对“礼”的讨论中引发出来的。据统计《论语》讲“仁”104次。孔子还讲“义”“忠”“恕”，“义”源于“仁”的内在，“忠”“恕”乃“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冯友兰说：“忠恕之道就是仁道，所以行忠恕就是行仁义。行仁义就必然履行在社会中的责任和义务，这就包括了义的性质。”因此“仁”包含“义”“忠”“恕”。

第三，政治思想。除了“仁”和“礼”之外，孔子讲得最多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为政”。他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不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他认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治国方略，会逐渐培养起人们的道德观念和遵守社会秩序的自觉意识，会使百姓真诚地热爱国家，心悦诚服地接受政府的统治。

第四，“学”的思想。孔子指出，学习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充实自己、提高自己、成就自己。他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论语·宪问》。孔子自己就以“闻道”为期许。他说：“朝为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闻道”可以说是他的终极关怀，在他看来，人就是为了“闻道”而活着的，不懂得道理，人生就没有价值，没有意义。闻什么“道”呢?闻为人之道，为政之道。懂得了如何成为“仁人”、如何治理天下的道理，才能不虚度此生，才能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用的人。

孟子是继孔子之后的一位儒学大师。孟子学说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第一，性善说。孟子认为人性内有种种善的成分。意思不是说人从出生就是圣人。相反他承认，还存有其他成分，本身无所谓善恶，若适当控制，就不会通向恶。孟子认为一切人的本性中都有“四端”，若充分扩充，就变成四种“常德”，即儒家极其强调的仁、义、礼、智。诸种道德都是自己的本性中固有的，而不是从外面加进来的，所以说人性是善的。

第二，修养说。孟子非常重视后天的道德修养，建立了内容丰富的修养论。他认为，道德修养首先是“存心”。孟子所谓“心”是指“四端”，也叫做“良心”、“本心”。“四端”犹如种子，很幼小，很微弱，需要精心养护才能萌发为道德，稍不小心便会丧失。因此他告诫人们要时刻注意良心的走失，做到“存心”。

第三，仁政说。孟子倡导仁政。他说：“人皆有不忍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孟子·公孙丑上》孟子的仁政主张，在中国社会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真诚的人道主义精神至今仍然闪耀着耀眼的光辉。

荀子，先秦最后一位儒家大师。荀子哲学思想吸收了战国时代更多地区的更多学派的思想和知识。所以学术内容和学术背景都显得更加丰富和宽广。其学说归纳为：

第一，性恶说。这是荀子最著名的学说。与孟子的性善学说正好相反。荀子的哲学可以说是教化的哲学，他认为，人性必须加以教化，凡是没有经过教化的东西不会是善的。荀子的论点是：“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伪，就是人为。在他看来，“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

第二，礼乐说。“礼”是荀学的核心概念，在他看来，无论是对于人的化性起伪，还是对于社会的和谐有序，“礼”都是至关重要的。荀子认为，治理国家的第一要务就是要组织好社会，避免纷争，这样才能充分发挥人“能群”的优势，使人类得以生存和发展，使国家得以繁荣和强盛。他说：“故人生不能无群，群而无分则争，争则乱，乱则离，离则弱，弱则不能胜物。”《荀子·王制》因此，人必须要结合成群体，组织成社会，依靠群体的力量才能官天地、财万物。

第三，王制说。荀子不是讲“德治”，也不是讲“仁政”，而是讲“王制”。所谓“王制”，本来是指圣王所建立的政治制度和政权设置，但荀子在讲这个问题时却把它扩大为包括各种重大政治问题的治国方略，集中代表了他得政治思想。其政治思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平政爱民;二是隆礼敬士;三是尚贤使能。

以上是先秦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哲学思想的归纳梳理。

　　三、先秦儒家哲学思想特点

通过对儒家先哲思想的梳理，总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现实主义。也就是说他们所关心和研究的问题都是和人生密切相关的现实问题。例如关于政治、经济、道德、教育等问题，而对于宇宙的本质和起源，上帝鬼神之有无，人的吉凶祸福等则很少考虑。即使谈到，也是当做现实问题来谈的。又如关于性和命这类性质的问题，孔子很少谈到，孟子和荀子虽然争论性善性恶，但仍不是把它抽象化，看做纯理论的问题，而是把它看做解决现实政治或教育问题的理论基础。

第二，中庸主义。孔子特别提倡“中庸之道”，他说：“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民鲜久矣。”《雍也》孟子说：“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子莫执中，执中为近之，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所恶执一者，为其贼道也，举一而废百也。”

第三，民本主义。儒家的民本主义思想渊源于周初，发展于春秋时期，至孔子时遂成为儒家思想的核心，即仁的学说。古代的统治阶级，认识到为了巩固、维护它的统治，必须顾及到被统治者的利益，不能违反民意而一意孤行，否则民人会起来造反，推翻它的政权，因而在施政上有保民的思想和措施。孔子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孟子说：“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就是这个意思。

四、先秦儒家哲学思想现实意义

著名学者南怀瑾先生在谈到儒家、道家和佛教这三家思想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时，做了形象的说明：“佛学像百货店，……人们可去可不去;道家则像药店，一个国家民族生病，非去这个药店不可;儒家则是粮食店，是天天要吃的。”可以看出，作为“粮食店”的儒家思想，对于国家、民族是非常重要性，过去的人和当今的人都需要“粮食”。实际上，儒学很多思想还留在人们心中，例如古代儒家所提倡的“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仁者爱人，博爱之谓仁。仁，相当于西方的博爱。有了爱，就有了一切。爱心是一切伦理道德的基础。仁爱是人类生存的保证，是永恒的主题，从古到今都不会过时的。义者也是如此，是适宜的意思，合理的意思。这是动态的概念，是发展变化的，因而义也是永恒的。礼，指礼仪、礼节、礼貌等。实际上，这是人际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人际交往的形式与规范，只要有人类得地方，都是需要的。智，原先是指知道仁义礼，如今则把它解释为智慧、智力。信，则是指讲信用，也可以称之为诚信、信誉等。在任何社会、任何国家、任何民族、讲信用都是最起码的道德。可见，儒家“五常”经过现代阐释，都是可以继承的，其基本精神都是可以用于现代社会的。

儒家讲仁政，以民为本，将仁爱精神贯彻在行政中，主要体现在公正上。公正原则也体现在义上，坚持大义，坚持合理性，是儒家构建并维护和谐社会的重要原则，也是儒家对和谐社会的贡献。

从春秋时期儒家哲学思想的产生，到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再到今天掀起的儒家新热，在这一过程中儒家思想一直处于中华民族精神的主导地位，其现实价值和意义都得到了充分的实现。而这种主体地位的确立和现实价值的体现，均源自与先秦儒家哲学思想的现实主义、中庸主义、民本主义特点的和谐统一。先哲儒家思想基于具有的这类特点，使它超越一家思想、一个时代而凝固成为中华民族道德精神的文化核心。也就是说，先哲儒家思想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文化进程中，始终处于主体地位，它不仅在过去、现在发挥着重要做用，而且在将来也会发挥同样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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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康德哲学作为德国古典哲学的一道无法逾越的思想高峰，他的一生看似枯燥平淡，可是却无法掩饰他在哲学界的光芒和高度，正如马克思说：“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康德作为古典哲学里程碑的人物为我们开辟了另一种看待问题的思维方式，标新立异。康德不仅敏锐的发现了近代唯理论和经验论的弊端，更是很好的去其糟粕为自己的理论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本文就自己所了解的阐述一点个人拙见.

近代以来康德哲学一致被人们称道是“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如果说《纯粹理性批判》反应了康德单调的生活，那么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却承载着整个时代。康德主张言论、出版自由，认为“笔的自由是人们权利的唯一保护着”，所以康德及时在当时的迷信、封闭的社会背景下依旧保有一颗不畏惧强权政治的勇敢之心。康德哲学的思想启蒙很大成分是由于近代欧洲的唯理论和经验论所影响的，康德自称是休谟把他从莱布尼茨――沃尔夫哲学的独断论中唤醒的。恩格斯强调：“在法国发生政治革命的同时，德国发生了哲学革命。这个革命室友康德开始的，他推翻了前世纪末欧洲各大学所采取的陈旧的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体系。”

近代欧洲发生在法国大陆的唯理论者，他们追求认识的普遍必然的真理性，把这种真理性归纳为“天赋观念”之类的理性。正如斯宾诺莎认为：“完善的方法在于指示人如何指导心灵，使它依照一个真观念规范去进行认识，理性的本性在于认为事物是必然的，不在于认为事物是偶然的”。斯宾诺莎认为从感官经验的来，不依照理智秩序呈现的一般经验是不可靠的、虚妄的知识。对康德有巨大影响的是唯心主义唯理论莱布尼茨，莱布尼茨的单子论认为，宇宙是由许多各自独立互不相干的精神单子组成，它们是“内在活动的源泉”，具有不同程度的知觉和能动性。作为这种能动性的高级形态的“理性灵魂”，则使人认识必然真理。唯理论者认为凡事实都有原因，而无穷系列的最后原因或“终极原因”便是上帝。总之，在唯理论那里，他们摒弃经验、单凭理性，实际上并不能区分正确与错误、科学与宗教、他们追求的普遍必然的知识实际上并不是并不都是真理，有一些是形而上学的独断。

而与之相对立的经验论则是拒绝一切理性，宣称感觉经验才是真理知识的唯一来源，沿着这条道路，休谟把经验论发展成为彻底的怀疑论和不可知论。因为先前的贝克莱已经把存在化为感知，但感知本身只是一段杂乱无章的瞬间印象，于是就有了一个如何能使这些瞬间印象相互连接起来的可能，具有一定规则以构成认识问题。休谟认为我们人生伟大的指南就是习惯，习惯规定着我们每天的生活，这种恒常的联系正是我们现实生活中看到的诸多事情发生的基础。经验论者强调所有的知识来源于感觉、反对上帝存在，但他们讲的感觉、经验等等只是一种个体的感知、被动的静观。一般哲学史常说，康德是唯理论与经验论二者的综合，这个说法从一定角度来讲有它的合理性，他指出了康德认识论的某些特征，但作为康德哲学的全面概括似乎不够准确。因为康德哲学的伦理学和美学并未在此涉及，还有唯理论与经验论各有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派别，一统而论的说康德综合了唯理论与经验论，掩盖了哲学上远为错综复杂的实际情况。例如这种说法经常说，休谟的终点是康德的起点，由休谟直接到康德。于是，与康德同时而略早的十八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便被一笔抹杀了。然而，最为重要的决定康德哲学积极方面的并不是唯理论和经验论，也不是哪一个哲学家，而是以牛顿为代表的当时进步的自然科学思潮和以卢梭为代表的法国资产阶级的革命浪潮。牛顿和卢梭才是真正影响康德思想的最重要的两个人。在这两个人身上体现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追求科学与民主的时代精神。他们对康德影响超出了思想已经达到了现实生活当中。

正是在这种科学实验和社会现实的基础上，联系前人的思想资料，康德看到，处理自然界问题的方法正在迅速前进，处理人和宇宙的很笨问题的哲学，在唯理论和经验论的支配下却一筹莫张、日渐萧条。与其说康德是大陆唯理论与英国经验论的综合者，还不如说他是机械论和目的论，同时又更是牛顿与卢梭的批判的结合者。康德正是在经了这种错综复杂的思想洗礼之后才一点一点建立了他庞大的哲学体系。犹如列宁指出：“他是使相互对立的哲学派别结合在一个体系中”。《纯粹理性批判》是康德在沉寂许久之后达到的思想巅峰的著作，它的晦涩难读大家有目共睹。

正是在这段过程中，康德竭力想调和折中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试图使两种根本对立的哲学路线在自己的体系里得到妥协，这使得许多不同不同的思想和论证、观点经常混合在一起，不断交错的表现出来。在绪论当中康德提出了全书的首要必须解决的问题“先天综合判断何以可能”的问题。这是康德在沉思了很久之后作为根本问题提出来的。唯理论的论证从“天赋观念”和“上帝”的第一原则出发，推论出所有的知识和真题都是以这个根本的具有自明性的原则出发的，他们虽然得到的知识具有最大意义上的普遍性但是缺fa论证的基础，这样一来他们所铸构的理论大厦很快就会坍塌;而经验论者他们恰恰和唯理论各执一端、背道而驰，他们在论证的过程中具有最大的必然性，但却缺乏普遍性，他们靠着归纳的方法得到自己认为正确和公允的真理。《绪论》中提及：“经验无疑是我们知性对感官知觉的原料进行加工的首产物。”在这里“经验”并不等同于“经验的”，前者是知性作用于后者的结果。康德说道;“尽管一切经验判断都是经验的判断，即已感官直观为依据，但不能因此说，任何经验的判断就是经验判断。”在这里提出了康德对知识的一个看法，那就是虽然知识离不开感性经验，但是决不能归结为感性经验，知识必须是先验知性改造后作用于感性材料的结果。

在这里康德提出的“先天判断何以可能”正是要调和唯理论与经验论的矛盾，康德在此另辟蹊径，即提出“既具有普遍性又具有综合性的知识何以可能”。这就从两者的各自弊端出发寻找了一条新的出路，为康德以后的研究开辟了新的篇章。康德认为知识都是通过逻辑判断表现出来的，逻辑判断可以分为分析判断和综合判断两大类。在这里所谓的分析判断就是宾语包含在主语之中，能够必然得到的结论，无需再去依靠我们的经验。而综合判断则不同而是宾语并没有包含在主语之中，必须借助于我们的经验才可以被认识的，但这种认识并没有普遍的有效的必然性。因为它依赖于人的'经验来证实，而人的经验室友局限性和不确定性的。康德基本上是把分析判断与“先验”、综合判断与经验等同起来的。同时又把唯理论与前者、经验论与后者联系起来。于是，以形式逻辑的演绎法为主要工具的唯理论哲学，从所谓的先验自明公理、天赋观念出来来推演真理，实际知识一种分析判断，并不能扩充知识。另一方面，以归纳法为主要依据的经验哲学，从感觉、经验出发所得到的知识，是后天的综合判断。这种方法虽然能获得新的知识，但是却无法保证知识的客观有效必然性。所以康德要做的就是兼合二者。 康德的认识论是从感性将起的。首先康德对直观、感性、感觉、质料、形式等等一系列基本概念作了深刻的规定和阐明。康德认识论的基本观点是物自体为我们提供感性的材料，我们作为主体先天的具有某种认识形式，一方面，独立于我们意识之外的物自体提供经验的感性材料、印象、质料;另一方面，作为主体的我们自己又具有先天整理这些材料的先验直观形式，这就是我们讲的时间和空间。如果没有客观对象为我们提供感性材料，单凭我们的直观形式是无法完成的。同样没有我们先天的直观形式，人们只会感到一团杂乱无章的东西，并不能感到任何感性直观。康德认为，人类的纯直观便是空间和时间。为什么偏偏只有这两者，在这里康德也未做出明确的解释，有关时空观的看法，牛顿认为时间和空间有其独立自存的实在性，它作为上帝的属性，是无限的和永恒的，不依存于任何对象和人们的意识。它就像一个空盒子，任何东西都处在其中。莱布尼茨则认为，时间和空间是一种共存或者连续的关系和秩序，本身并无实体的存在，这种关系是从经验中抽取出来，在思维中有一种理想的清晰存在。在现实中，人们模糊的经验表象，他们看似起来都自己的独立性，其实并不能离开经验对象。在康德看来这两种看法都不能成立，但是却有着他们自己的优点。牛顿的时空观是离开物质实体而独立存在的，这显然是不合我们的思维逻辑的。因为经验既不能给予也不能证实这一点。按照牛顿的观点即使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毁灭掉，时空依旧存在。这样时空观就化身成为永不朽的上帝了。牛顿说：“上帝是无时不在和无所不在的，正因为如此，它就构成了时间和空间。”在此，康德认为牛顿的这种时空观乃是一种虚构，但是他的优点在于无处不在的时空观可以作为科学知识的基础。莱布尼茨的时空观却恰恰相反，他把时空观归结为事物的模糊表象，这样，有关是空间的科学，便完全来自经验的概括，只具有经验的相对有效性，便不能保证它的必然性。但莱布尼茨重视时空与感性的联系，这是他的优点。一直以来，康德在牛顿与莱布尼茨之间摇摆，企图调节他们，但是后来康德发现时空观乃是人类具有的先天直观形式。

康德说;“空间不是一个从外部经验的出来。的经验概念。”也就是说，空间表现并不是知觉到事物与我占有的空间不同，即从事物各个占有不同空间的并列关系的感知中抽取出来的经验表象。康德认为，事情恰恰相反，对任何事物在我之外的经验感知，前提都必须有一个整体空间为前提。也就是说当我们感知到一个空间表现的时候对象与空间是同时存在的，对象并不能脱离空间而单独存在，这是不符合经验带给我们的认识的。不管作为感知者的我们是否认识到这一点。所以空间表象不能从外在的现象的关系中经验的获得。相反，这个外在经验本身只有通过这个表象才是可能的。这也就是说，如要是我们感知与我之外的某事物fa生关系，并使我感知他们在我之外，彼此相异，各占不同的位置而共存，这就必须以空间表现为基础。所以空间是感知任何的外面事物的前提而不是相反。其次，康德说，我们永远不能想象空间不存在，但完全可以设想没有对象的空间。因此必须认为，空间是现象可能性的条件，而不依赖于现象的某种规定。上面说的这一点强调空间不是从感知外物的经验中抽取出来，只要我们以感知到到外面对象便有了空间的表象。在这里我们要清楚的是外物存在的物自体是要依赖于空间而存在的，而空间没有必要去依赖任何外物物自体而存在，我们可以随意想象没有外物的空间的存在。

康德的时空观开始了我们对真理知识的另一种认识方式，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他是欧洲近代唯理论与经验论的另一种衍生和发展，开启了德国古典哲学的新篇章。（作者单位：云南大学人文学院）。

[2] 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M].北京出版社，。

[3] 康德《纯粹理性批判》，[M].人民出版社，。

[4] 孙正聿《哲学通论》，[M].复旦大学出版社。.

[5] 库恩《康德传》，[M]。上海人民出版社，20。

[6] 赵敦华《西方哲学简史》，[M]。北京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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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直接的理论来源。黑格尔参与了康德开创的德国新兴资产阶级哲学革命，这场哲学革命，经过推进和发展，最后由黑格尔集大成为一体。

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生于1770年的德国，30岁时在耶拿大学任教，他的哲学思想最终被钦定为普鲁士国家学说是在1829年其就任柏林大学校长期间。

黑格尔的哲学产生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资产阶级革命进入高潮时期，以法国为首对其他国家影响巨大，德国各阶层统治者被迫进行局部资产阶级性质改革。然而德国的资产阶级懦弱无能，在资产阶级革命高潮时期，只能向统治的封建贵族阶级妥协，他们害怕革命。黑格尔就是在这种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哲学家。

黑格尔的哲学产生并不是偶然的，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具有思想理论来源。黑格尔的哲学思想包含、吸收了以前的哲学实质，其中对他影响最重要的是古希腊的唯心论和康德的批判哲学。

黑格尔的哲学继承了古希腊唯心论人物爱利亚派、柏拉图的理性思想、亚里士多德的发展思想和近代哲学尤其是德国的哲学思想。黑格尔继承了康德哲学，并在此基础上对其思想进行升华。康德关于辩证逻辑的`矛盾思想更深深地影响了黑格尔，就这样形成了他自己的思想。

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包罗万象，对黑格尔哲学体系构成的问题，哲学界有不同的看法，但不管怎样来划分，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都是黑格尔哲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逻辑学是黑格尔整个哲学体系的核心，包括存在论、本质论、概念论。它集中地、系统地论述了概念运动的辩证法。存在论主要讲的是量变转化为质变的规律;本质论讲的是矛盾的问题及与之相关联的范畴问题;概念轮是“存在论”和“本质论”的统一。

自然哲学是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第二个重要内容。黑格尔在《自然哲学》中明确论述了哲学和自然哲学的内在统一。他认为自然界是一个有生命的整体，并且根据自己的哲学内涵将这一有机整体从某一阶段向另一阶段发展、升华;他认为自然界的运动发展是非外在的，不仅有量的变化还有质的变化。黑格尔的自然哲学涉及到了物理学、力学、有机学等各个方面。

精神哲学是黑格尔哲学体系中的最后一个部分。“精神哲学”所研究的精神是指人的意识和认识，它不仅是关于人意识的学说，而是各种形式的人类精神活动和人间的各种联系关系学说，是关于社会生活的唯心主义学说，黑格尔把社会中的所有表现都归结为精神的各种形式的发展。

对于黑格尔哲学在欧洲哲学史上所占据的地位，我们应该客观、历史、完整、公正的加以分析，而不是采取极端偏激的手段对其过高的评析或者过分的贬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对于黑格尔哲学作用的评价是我们借鉴的榜样。从总体上来说，马克思主义对黑格尔的辩证法是肯定的。

黑格尔的哲学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直接来源，他为后世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地位在于第一次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辩证法的一般形式。

对于黑格尔来说，它只是在表达自己的思想看法，并未想到以后的学者因他引起的争论及对他思想进行的赞扬或者批判。不管怎样，黑格尔都是欧洲历史上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他为世界创造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他的思想深深地影响了社会哲学界的发展，它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他的思想也是马克思主义直接的理论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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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我利用闲余时间拜读了李瑞环同志所著的《学哲学 用哲学》一书，重点选读了其中的几篇，深有体会，受益匪浅。这本书主要选自李瑞环同志1981年以来在天津和中央工作期间的讲话文稿，它是一本真实的记录、全面展现其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心得成就的论著，总结了其从事领导工作多年的实践经验，荟萃了他的主要思想观点。我读此书的体会有如下几点：

首先是为什么要学哲学：众所周之，哲学是一门比较抽象的学科，很多人认为只有我们为了应付各种考试才会去学习它，更别提主动的`去应用它了;但是读这本书，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李瑞环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厚感情。他说：“我一生最感兴趣的一门学问是哲学，下功夫最多的是哲学，对我帮助最大的也是哲学。”这句话高度概括了李瑞环同志的哲学情结。他在书中告诫我们：哲学不管在什么领域，对什么工作，都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任何事物都逃不出它的范围。他之所以能从一位普通农民、工人逐步成长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并能很快适应、很快熟悉在几十年中所做过的许多内容和性质不同的工作，并有所作为、有所创新，都源于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和运用的重视，坚持在工作中学，边干边学，边学边干，几十年从未间断。他当过15年的工人，搞了很多技术革新，几乎是干什么就革新什么。当了干部、当了领导之后，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方面，以及党政领导工作、宣传思想工作、统战政协工作、民族宗教工作等诸多领域，留下了许许多多富有创见的思想和观点，这与他学习和应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分不开的。他在书中总结道：哲学是明白学、智慧学，学懂了哲学，脑子就灵，眼睛就亮，办法就多;不管什么时候、干什么工作都会给你方向、给你思路、给你办法。哲学这门学问说来也神，你的工作越变化、越新，它显得越有用;你的地位越高、场面越大，它的作用越大;你碰到的问题越困难、越复杂，它的效力越神奇;面对的问题越关键，它发挥的作用越关键。从中我们也感悟到一个真理：学好哲学，终身受益。

其次是怎么学习哲学：学习哲学就是要学它的原理，学习应用它的立场、观点、方法。为用而学，始终坚持理论与实际的紧密结合，是李瑞环同志学哲学的一个突出特点。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我学哲学，主要是实践中学，在使用中学”。他的切身体会是，如果把学习与自己熟悉的工作结合起来，拿实践的经验同理论印证，就容易懂;把基本的观点与具体的形象的东西相联系，印象会比较深刻，就容易记;把书本的东西融入丰富生动的现实生活，干什么就从什么里头学，就在什么里头用，就容易活。这“三个容易”，是他的经验之谈，也是他对学哲学这一理论武装过程中规律性现象的深刻揭示，从而为哲学的解放提供了一条可信、可靠的道路。

再次是如何用的问题：哲学理论要联系工作实际，要善于把哲学上的方法论转化为自己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李瑞环同志学哲学、用哲学的又一鲜明特色。李瑞环同志多次谈起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他成长过程中的影响，他的体会是，一个人要成长进步，要有所成就、有所建树，离不开上进心、求知欲、责任感这三条，这是无法代替的。重要的是学了哲学，掌握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武器，养成了分析综合、归纳概括的习惯。在一次会议上，他还总结了做好领导工作的三句话，就是：学习理论，总结经验，研究工作。从李瑞环同志的在成长和工作实践中，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论在他手里运用得非常自如、自然，可以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位。比如，讲总结经验。他认为，总结经验的整个过程都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过程。总结经验要应用理论，学习理论要结合总结经验。并强调总结经验有三个条件：第一要有材料，第二要有武器，第三要有加工的本事。他把唯物论、辩证法和主观能动性运用于总结经验，用活了，用神了。在李瑞环同志的工作实践中，占主导的是哲学思维。哲学思维成就了李瑞环同志，成就了他所从事的事业。

最后是此书对我学习、工作、生活的启示。作为法律工作者，首先是在认清我国基本国情的前提下理解我国的基本法律思想和已经制定的各个层次的法律，然后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法律作出比较，用辩证的、发展的眼光看待我们法律中的不足;其次是为了运用现有的法律，解决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纠纷，实现公平和正义，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将自己所学的法律理论知识与实际生活紧密的联系起来，多总结、勤思考，找出法律制定中的漏洞，为法制的逐渐完善作出应尽的义务。总之，应当在学习和工作中用哲学的思想武装自己，不断完善自己，为国家法治化道路建设贡献出自己的微薄之力。

▲ 老子哲学思想总结 ▼

13、只要面对现实，你才能超越现实。

14、如果你能像看别人缺点一样，如此准确般的发现自己的缺点，那么你的生命将会不平凡。

15、一个要杀，一个要救，要杀的是因为怨，要救的是因为爱，因果循环。

16、生死之外，皆是擦伤。

17、心好命也好，富贵直到老。命好心不好，福转为祸兆。心好命不好，祸转为福报。

18、起见生心，分别执著，便有情尘烦恼。扰攘，若以利根勇猛身心直下，修到一念不生之处，即是本来面目。

19、来是偶然的，走是必然的。所以你必须，随缘不变，不变随缘。

20、天道，人道，鬼道，何处归途，难以看破的生死不过是由你选择的一扇门。

21、学佛就是在学做人而已。

22、你随时要认命，因为你是人。

23、寡言养气，寡事养神，寡思养精，寡念养性。

24、悟心容易息心难，息得心缘到处闲。

▲ 老子哲学思想总结 ▼

首先，学哲学的前提是“学”。“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作为一名机关干部，学习是首要的、长期的乃至终身的任务，是健康成长的前提和基础。具有良好的知识素质是现代领导者最起码的要求，也是领导者适应复杂多变和高标准的领导环境和领导要求应具备的最主要的条件。如果一个人的综合能力、综合素质低于所承担的职务需要，那是一件痛苦的事，甚至是一种磨难。因此，无论是学哲学还是学其它知识，我们首要的是要学的进、学得深、学得透。只有做到了主动学习，不断从知识的海洋里汲取养料，丰富自己，并且勇于钻研、善于思考，才能不断适应新形势的要求。李瑞环同志从一名普通木匠成长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他主动学习、不断进步、善于思考、勇于创造的结果。

其次，学哲学就要信哲学。李瑞环同志说：“共产党人信仰马克思主义，是理性的选择。”信仰不是迷信，包括对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都不要迷信，但却可以信可以迷。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信了才能迷，只有迷了才能钻，只有钻了才能懂，只有懂了才能用，只有用了，在用中尝到了甜头，才会更加信、更加迷、更加钻，这里关键是个“信”字。李瑞环同志把学、懂、用、信的顺序做了调整，把“信”提到了第一位，这不仅体现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厚感情，也是非常必要的。因为一个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不要说根本不信、就是半信半疑的人，也是决不会学好用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第三，“学哲学”是为“用哲学”。尤其是要始终坚持理论与实际的紧密结合，注意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与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实生产生活结合在一起。李瑞环同志从二十几岁开始学哲学，一直坚持在工作中学，边干边学，几十年从未间断。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我学哲学，主要是实践中学，在使用中学”。他的切身体会是，如果把学习与自己熟悉的工作结合起来，拿实践的经验同理论印证，就容易懂;把基本的观点与具体的形象的东西相联系，印象会比较深刻，就容易记;把书本的东西融入丰富生动的现实生活，干什么就从什么里头学，就在什么里头用，就容易活。这“三个容易”，是他的经验之谈，也是他对学哲学这一理论武装过程中规律性现象的深刻揭示，从而为哲学的解放提供了一条可信、可靠的道路。知行统一，言行一致，学以致用，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更是我们党先进性的重要体现和必然要求。此外，李瑞环同志在书中关于弘扬“和”的思想的重要论述，以及他深入群众，深入实践，总结经验，研究问题，听取意见，改进工作的具体事例，处处都闪耀活学活用、理论联系实际的智慧光芒。

读书思人，是哲学的思维成就了李瑞环同志，也成就了他所从事的事业，我们也从中更加感悟到一个真理：“学好哲学，终身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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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一直是同步的、相互促进的.哲学和自然科学之间存在普遍和特殊的辩证关系，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既不能把哲学问题和自然科学问题混为一谈，也不能把哲学问题和自然科学问题完全对立起来。

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总和的普遍规律的科学.而自然科学则反映自然界的某个领域，相对于哲学来讲，所反映的客观世界的范围明显较小.从反映的客观世界本质来讲，哲学反映的是客观世界最一般的规律，这种规律具有普遍性;而自然科学所反映的是自然科学领域内的规律，具有特殊性和个别性的特点.哲学的普遍性是对自然科学的个别性和特殊性的高度概括和总结.物理学研究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生产和生活中的运动和发展规律，研究领域较窄，只是哲学的一部分.但是物理学研究的规律却体现着哲学的一般规律.物理学中的相变理论本来就是一种矛盾的竞争趋势，当其中的一种占据了优势，另一种就会变弱，但总是要付出代价才能够战胜另一种矛盾;而在不同的环境下，矛盾双方还会发生互换。

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其研究方法主要是高度的概括、推理及逻辑分析等.而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自然界的.运行规律和具体的表现形式，研究方法也就有所不同，主要是观察、实验、模拟、数学分析和归纳总结等.对于物理学而言，研究方法主要是实验和模拟两类，当然也包括一些规律的总结.无论是真实的物理实验过程还是理论模拟计算，都受到环境限制，是在自然科学领域内的哲学思想指导下开展的研究过程.在此过程中，主要是通过实验的数据和合理的推理总结和发现自然界的运行规律，是一种普遍规律的特殊个性的表现。

个别的规律是在哲学思想指导下完成的，也体现着哲学思想所反映的普遍性;而哲学所反映的一般普遍规律，不可能包罗万象，是对许多自然科学特殊和个别规律的高度概括，其中体现了自然科学丰富的特殊性，对自然科学的发展起到指导作用.物理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每一次巨大困难的背后都蕴含着哲学思想对自然科学发展的指导.在牛顿力学发展迅速的年代，物理学家形成了普遍机械论的观点，但是这种由运动物理得到的基本理论，在试图进行光学研究时遇到了巨大的挫折.物理学家在寻找物理思想和方法的同时，发现了两者的巨大差异，哲学的思想告诉科学家们自然界是相互联系，但是也存在区别，在联系中发现区别才能更好地概括物理规律.当人们无法解释麦克斯韦理论协变性的时候，人们引人了否定之否定的哲学思想.首先引人以太的观点，试图赋予以太更多的性质来解释麦克斯韦方程的协变性规律，后来迈克尔逊在不断的实验过程中最终证明以太是不存在的.这一规律促进了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的提出，也进一步使物理学家反思历经时间验证的牛顿力学规律。

指导思想和方法论

正确的哲学思想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正确的世界观和指导思想.如果没有正确的世界观，在自然科学的发展过程中作为科学研究主体的科研人员对于客观世界的认识将会出现较大的偏差和错误.在物理学的发展历史过程中，出现了一系列的关于主体对客观世界认识出现偏差的情况，究其原因无不都是哲学思想出现了偏差.例如，在对光的认识上，一度出现了粒子学说和波动学说的对抗，经过上百年历史的争辩，最终在正确的哲学思想的指导下，物理学家提出了两者是一种共存的状态，无法将粒子性撇弃，也无法完全用波动学解释客观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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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在整个世界都十分受欢迎，对世界的影响也是很大的，尤其是英国、日本等国家也有独特的文化体系和精神内涵，中国的茶文化渗透着中华民族传统的'优秀文化的精华，与中华民族传统的人文精神和民族精神紧密相连。

2.1中国茶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哲理

中国茶文化从结构上可以划分为物质、精神和礼仪三个层面。物质层面是指茶叶的种植、采摘、制作、加工包装、保存以及茶叶、水、茶具的选择等可以直接感受到的茶文化的茶事内容。精神层面是指将物质茶事活动的茶文化上升带一种精神活动，即茶事活动中的精神享受和思想感悟等，就是人们常说的茶道、茶德等精神，以及饮茶人对人生观、价值观、为人处世和审美情趣等的感悟和思考，这一部分也是茶文化的精髓和核心。礼仪层面界于物质和精神之间，是饮茶人从物质升华到精神的过渡点，通过饮茶的礼仪形成一种独特的茶文化特征。中华民族传统的人文精神具有时代特征，强调的是人类生存的物质世界、精神世界、人的价值观。茶文化和中华民族传统的人文精神在结构划分上是一致的，茶文化以文学艺术等形象、生动、具体的方式展现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让人们在欣赏学习艺术和审美中领悟茶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内涵，通过饮茶的传统将茶文化和民族文化，尤其是人文精神继续继承、发展和传播，可以说，茶文化是中华民族传统人文精神传承和发展的重要载体。中国茶文化渗透到了社会中的每个领域和层次中，茶文化没有一定的对象，它以整个社会的问题为中心，通过茶事活动雅俗共赏。这也是茶文化能从古至今，延续不断经久不衰的重要原因，中华民族的人文精神是以人为本，中国传统文化内容丰富，博大精深的原因正是它以人为本的核心，茶文化融合了自然与人文，包含的是人与人、自然、社会之间的精神文化，展现的是中华民族人文精神。

2.2中国茶文化中的民族精神

中国的茶文化具有独特的民族性，对学习和理解中国传统的民族精神有很大的帮助，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利用、种植、加工、饮用和商业贸易的国家，中国茶道历史悠久，茶文化中融合了很多传统文化，通过茶事活动和学习茶道可以学到很多中国传统文化中独有的民族特色文化。例如具有中国传统民族特色的象征“天、地、人”的三才之道可以上升到“天人合一”的思想境界，茶德的“廉、美、和、敬”是中国茶文化的观念，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审美。茶文化通过它独特的传播方式和独特的融合力，刺激了民族内部和民族与民族之间的联系和团结，少数民族在传统饮茶的基础上融合了自己民族的思想、习俗和文化，使得茶文化具有多民族性。人们往往对自己民族的文化、思想有较高的认同感，而茶文化具有较高的亲和力，饮茶是日常生活中不可少的，在长期的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熏陶中，通过各种各样的茶事活动能有效凝聚文化传播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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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因斯坦的哲学思想丰富而深邃.相对论是他的主要成就之一,其中的`哲学思想也颇具代表性.爱因斯坦在相对论中的认识论思想、时空观、因果关系等方面的哲学思想,充分说明哲学与物理学关系密切,相辅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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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我思”到我的身体

在探究南希的身体思想之前，我们首先要关注的是他对于笛卡尔的阅读。传统的解读认为，笛卡尔严格区分了灵魂和身体，并强调了灵魂所具有的绝对优势。不能否认，笛卡尔在他的多部著作当中深入讨论了身体问题，虽然由他的思想出发对身体的贬抑被进一步地扩大，但事实上笛卡尔从另一个角度肯定了身体存在的合法性，“虽然他强调灵魂可以独立存在，但却没有否认和忽视身体与灵魂之间深刻而真实的联合关系。”(3)从笛卡尔出发，我们可以发现在认识中的身体同时具有主体和对象两种性质，作为认识主体的身体对于认识有建构的作用而不是被动地由灵魂来决定的，作为认识对象的身体，其确定性需要依靠灵魂主体的帮助来确定。但在对身体的探究当中，由于对身体感觉有效性的怀疑和对作为感觉对象的身体本身的怀疑，使得在相当长的时间当中，遮蔽了身体作为认识主体的事实，而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了作为对象的身体之上。与此同时，笛卡尔也区分了身体与一般物体的差异，“身体具有整体的功能性，不因为部分的减少或改变就失去其功能。”(4)笛卡尔也通过对感觉的探讨，将身体划分为一般物体意义上的自在身体和具有认知行为能力的自为身体，这其实体现出了笛卡尔身体学说的两重性，当提出自为身体之后，已经指出了我们需要的是渗透着灵魂作用的身体，这种身体并不是某些学者所归纳的戴着“铁镣”的身体，因为虽然他将身体对灵魂的负面影响比作了铁镣对身体的压制，但正是从镣铐的比喻当中表达了身体同时处于对象和主体位置上的事实(5)。虽然传统上我们认为笛卡尔的学说是身心二元论进一步扩大，但在另一个角度来看，它是对身体在认识论当中地位提高的具体体现。身体不再是柏拉图口中的心灵的坟墓，不再是亚里士多德那里作为质料的不可知的身体，也不再是奥古斯丁那里作为灵魂的“工具”的身体。在结构主义和后解构主义哲学当中，通过批判身体现象学当中残留的意识哲学成分，出现了身体哲学泛化的情况，身体在物质特性维度得到了极度的强化，而在精神维度的特性被遮蔽了。尽管在这两个阶段，语言学转向成为了最核心的课题，但是就20世纪欧洲哲学而言，身体问题作为现象学的首要问题在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那里依然占据重要的位置，并因此直接导致了一种泛身体哲学。作为身体哲学的主要体现，身体现象学在这个泛化的过程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与笛卡尔和康德哲学有着密切联系的胡塞尔现象学虽然是一种意识哲学，却给身体哲学的转向提供了重要的契机。海德格尔将研究的着眼点放在了此在的在世存在上，那么也就从隐含的层面上将身体哲学引入存在论当中。而在大多数的法国现象学家那里，现象学就是身体现象学，这里的身体不再是对象，而是将原本在笛卡尔哲学中被提到但又被遮蔽了的作为主体的身体。在法国现象学家那里，并不一定每个人都直接将理论建构在对身体的直接探究之上，梅洛庞蒂将“我是我的身体”与“我拥有一个身体”(6)对立起来，并将肉身化作为研究的第一主题，列维纳斯对身体问题的关注常常被他者和他性问题所掩盖，并在关于实存（existence）和实存者(existant)的讨论中将身体问题凸显出来。到了列维纳斯，他已经完全跳脱出了笛卡尔所认为的那个可以不依赖于身体而独自存在的灵魂，而开始认为不存在悬置的意识“，意识离不开身体，而身体本身又是具有灵性的”(7)“，我不仅拥有一个身体，而且我就是我的身体。”(8)虽然在后结构主义时期，现象学中对笛卡尔二元论所抱持的批判性地接受，但是不能否认它们是基于意识哲学发展而来的，虽然是在某种程度上的悖反，此时所强调的是身体和心灵不再是二分的，它们构成了一个有机的、不可分割的整体。自笛卡尔以来，尤其是到了康德的话语体系当中，众多思想者们力求解放主体，他们意识到如果主体没有感觉或体验到自己的存在，将无法感觉或体验到物体的存在。南希继承和发展了前人的观点，认为“我”不是一个实体而是身体与灵魂实体的结合体，是身体-灵魂，换句话说，实体的在场是向-自己-在场（present-to-self）的否定,我需要感受到外在于我的世界的存在，只有这样我才能感受到自身的存在，然而一旦我感受到了外在世界的存在，那么没有什么是不被感受的，我的在场，意味着我的内在性向外的延伸，同时也是向我的延伸，此时我被悬置了，成为自身之中的他者，而我的身体将作为他者的我与我自身联合起来，也就是前文中所提到的身体-灵魂，所以南希强调我只能从外在感受自我。从笛卡尔的“我思”出发，“思考就是感觉，并且作为感觉，它触摸到外延的事物；它触摸延伸”(9)，也就是说为了感受那个思考的自我，自我必须向外敞开，它将于模糊性相遇。原因在于，思考必然面对的不是清晰的、透明的外在，如果这样它不会感受到任何事物，清晰与透明在某种意义上说趋向于无，我的思考如同投射到外界的光线一般，如果没有任何阻碍物，那么光线将一直直线传播下去，而无法反射回我的眼睛，也就无法使我感受到外界事物的存在。当无法感受外界存在的时候，便无法建立与外界之间的联系，也就无法形成共在。

二、从我的身体到触摸

身体通过思考敞开，并通过这一敞开感受自身，南希将它视为外部，它使得内部向外展现，“身体承认自己是外部……我是我自己的外部……通过我的皮肤，我触摸自己。我从外部触摸自己，而非从内部。”(10)相较于梅洛庞蒂对于身体的认识，我们会发现虽然两者都强调了身体的重要性，并认为身体的实存是作为认识世界的基础，或者说是必要条件，但是梅洛庞蒂所强调的我的存在依然是一个以我为中心的，而南希从笛卡尔的我思中结合海德格尔的共存观点，将与-存（être-avec）引入了认识领域。虽然海德格尔话语中的共存（mitsein）和南希话语中的与-存两个词在法语中的写法是一样的，或者说在南希的与-存观当中看到了非常多海德格尔的影响。但这并不代表南希在继承海氏的观点的基础上没有进行创新，尤其是在经历自身的身体焦虑之后，南希更加强调了一种关系，这一关系不但在个体自身当中存在，更多地表现为个体与“部分外在于部分”（partsextraparts）的关系。自身与自身的共处，自身与外在于自身的事物的共处，都成为存在的关键问题。事实上，梅洛庞蒂所强调的“距离”(11)，在某种意义上亦是关系的一种体现方式。南希在《肖像画的凝视》当中所强调的源于肖像画的注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梅洛庞蒂的“返回事物本身”的另一种发展，一种对自我的再关注，这一视线像一道三折线，将自我投掷出去，绘画将自我投掷给观者，观者再将前两者结合的视线投射到绘画当中。梅洛庞蒂曾强调“返回事物本身，就是返回认识始终在谈论的在认识之前的这个世界”(12)，也就是那个没有与我发生联系的那个世界，不与我共存的世界，它首先是作为无而存在的，但是南希也强调了，无在根本上并非是什么都没有，而是切实地什么都有，只是它并没有被可见的、可触摸的、可感的具体物质所替代而被我所认识，并与我建立一种无法切实描绘的内在的亲密感，一旦这种内在的亲密性建立起来，那么就意味着我与“无”与-存，相伴而存在。如果要触摸自己，那么我必须完全外在于自身，无论何时我们都只能在边界触摸。所谓身体的敞开，是对梅洛庞蒂话语体系中“距离”的消解，但并不是使它消失不见。而是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内使得自我身体与外在于身体的事物发生联系。在正常状况下，身体是不会在绝对意义上敞开的，从生理层面来讲，如果身体敞开，必然是处于非健康状态。当我们处于身体健康的情况时，我们是无法感受到身体的存在的，并非我们忽视身体的存在，而是没有契机使得我们去感受身体。甚至在西方现代医学未发展起来之时，我们甚至不知道我们躯体内部有着怎样的器官。我感受不到我的肝脏，也不知道我的肾脏，它们是沉默无言的。事实上南希强调了一种绝对的外在性，因为内在性被他称为“无”，它是不能够被具形化的，一旦它成为可感的、可视的、可触摸的，它就不在是内在性，而成了外在性，也就是说南希将笛卡尔话语中的“灵魂”用内在性（intériorité）或亲密性(intimité)代替，并将身体视为它的呈现形式，而我们看到的身体则是作为再现而存在的(13)。后来，南希将这一观点引入到美学思考当中，他将艺术定义为对缺席但却在场的美的呈现，美可以被类比为灵魂，而艺术使美的身体，美一直是以缺席的姿态在场的，而身体通过自身的实在性把这一缺席的事物呈现出来，或者说艺术是美的呈现，而艺术作品则在传播过程当中将这一呈现再次呈呈现给受众，所以艺术作品可以被视为美的再现。从南希的身体理论出发，我们所要思考的并不是身体与灵魂之间的抗争，而是身体与灵魂的关系，“除了身体，不表现任何他者，但是身体外在于自身，或者说他者就是那个在自身之中的身体”(14)，我们借由身体对外界和自身进行感知，所使用的方式是触摸，而实际上南希的接触（contact）观点涵盖了视看、倾听、触摸，将看作为另一种形式的触摸，强调了接触所发生的场域和条件。他并不是想要切断身体与灵魂，而是展现一种“之间”（entre/be-tween）的本体论。从南希强调存在之间的关系中我们看到对梅洛庞蒂的“知觉”观念的承继，在梅氏那里，“从主观一面看，知觉是肉身主体的活动或行为（act）；从客观一面看，知觉场（perceptualfield）是世界呈现的场所，是世间中各种食物被知、被感的活动得以展开的场域。故知觉是一种‘之间’（‘inbetween’）：既非纯外在的、经验主义者说的sensation，也非纯内在的内观（intro-spection）。”(15)南希将梅洛庞蒂的知觉直接发展成为“之间”，并通过这种“之间”强调了没有“之间”就没有事物的与存，或者沿用海德格尔的概念“共存”。由此，空间的概念被引入，南希将身体作为一个场域，并将灵魂视为身体，认为灵魂就是身体的在场，身体是灵魂的再现，身体是作为灵魂在空间中的“站位”(16)，即在外部的存在。再次回到“部分外在于部分”（partsextraparts），南希将extra视为一个狭长的空间，它是分化的场所，而不再是笛卡尔语境当中未分化的空白。触摸正是在extra中发生的。在论及触摸之时，我们需要时刻保持警惕，以防迷失在知觉的迷雾当中，触摸的实在性并不仅仅建立在我们所触摸到的表象与表象的内在之间的一致性上，如果是这样，我们的触感则是游移不定的，或者换句话来说，如果我们在触摸之时便开始对事物进行分析，那么由于分析规则本身的抽象性将猜想代入切实的触感当中而产生错觉。事物并不会根据我们的触感而发生改变，事实上触感发生的前提是触摸的动作，触摸动作的发生即为两个原本封闭无关的世界在其边界上的相遇，并通过这种相遇建立某种联系。

三、从触摸到复数的独一性

伊恩詹姆斯（IanJames）曾这样评价南希的思想：“从现象学语言———显现、给予、照明等，转向了另一个层面（站位、配置、触摸、接触等）。”(17)在南希的思想当中，触摸的观念是从“不要触摸我”和“这里是我的身体”两个维度展开的，在前文当中提到触摸是在extra中发生的，同时触摸还是一个瞬间回撤的动作，更准确地说是一种“触点”，并且是伴随着感觉而发生的，所以我们会将触摸与“触感”在某种情况下交替使用，这是因为在触摸动作发生的瞬间———施动者不仅仅是作为主动的触摸者也是作为被动的被触摸者———回到自身。“没有这种撤离，没有这种回复或回撤，触摸就不再是其所是，并且也不再做其所做。”(18)也就是说“不触摸”是触摸的内在需求，只有伴随着不触摸，触摸才能够成为触摸。不触摸事实上是对触摸的否定，并且意味着不要去触摸那个在场的、可见的`、可触摸的事物，也意味着去触摸那个不可见的，始终缺席于在场中的意义。因为后者恰好是不可触摸的，所以它可以被触摸。南希所希望的是我们“不要去触摸那显现的在场，而是进入它真实的在场，然而这个真实的在场正是在它的缺席当中”(19)，也就是让我们借由表象回到意义中去。结合对身体及触摸的认识，灵魂就是身体本身，世界的意义是世界的本身，世界是意义的最佳承载形式，意义的外在多样性并不影响其内在的独一性，意义在与外界所构成的关系当中被呈现为多样的外观，事实上这是意义本身与外界两者共同作用的结果。用瓦莱里对艺术品与艺术作品两个概念的差异来对这一问题进行说明：艺术品虽然是无法进行不断延异的意义，但它确实是独一的，它存在于某个收藏室当中，可能被人遗忘；艺术作品以其鲜活的生命力呈现于观者面前，并在受众的感受，交互体验中不断新生，呈现多种多样的阐释(20)。艺术品可以随时变成艺术作品，艺术作品也能够随时转变为艺术品，但是我们不能说艺术作品就是艺术品，因为它们的互换需要“我”的参与。这里所说的“我”，并非大写的“我（Je）”，而更多地是作为个体的在数量上无法计算的小“我”（je），带有更多的特殊性。如人一般，不仅仅是“类”的存在，还是个体的存在。触摸从另一个层面上代表着两个封闭世界在相对意义上的敞开与联系，从不触摸的角度出发，则要求在敞开之前所进行的自我认知，这一认知并不是对传统意义上的身体的认知，而是对于自我之所以以这一形式存在的内在逻辑的认知。进入到艺术领域，延续传统的视觉中心理念，“画家的视觉不再是对于一个外部的注视……世界不再通过再现出现在画家面前……画面只有作为‘虚无的景象’才能是某种事物的景象，撕开‘事物的外皮’以便指出事物是如何成为事物而世界是如何成为世界的.”(21)艺术家所做的并不是简单地呈现或再现事物，而是通过创作将事物如何成为事物的过程呈现出来，也就是它的内在逻辑呈现出来，这一逻辑必然是抽象的（或用南希的话来说是不可触摸的），而艺术家所做的是将触摸这一不可触摸的内在性并将其借由可触摸的形式将其“具形化”（incarnation）或“肉身化”（carnation）。随后，南希强调了那个不可触摸的内在的独一性（singularité），但它以多样的变体在现世中呈现或再现，并且不断向外延伸。事实上，南希所说的独一性也可以用“奇点”来表述，即在时空中存在的一个抽象的、特殊的点。康定斯基在艺术的具体操作中强调了点的重要性，指出了抽象中的点与具象化了的点之间存在的某种微妙的差异：“所谓的点，本来指的就是小的和圆的东西。不过，大小固然如此，它的轮廓则是相对而言的。作为现实的形态，点的表现形式无限多……总之，点的界限是无法设定的。点的世界是没有境界的。”

在南希对美的论述当中，也指出美是作为一种抽象的“无”而存在的，它通过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实存于人世，这也就是从根本上表达了一种独一性的多重表现，同康定斯基对点的认识，殊途同归。通过针对点的探究的延伸，我们可以发现每一个点在理论中可以被视为一个节点，这个节点在德勒兹的话语中被表述为“事件”，点的存在，意味着某种从“无”到有的发生，“无”并不代表这无物，而代表着一种无法用物质来替换的东西，所以无论是理论家还是艺术家都通过自己的创作或理解，借由某种具体的、可见的、可触摸的物质来使“无”具形化。结语：从复数的独一性到艺术南希话语中的内在亲密性，在某种程度上带有知觉的意味，这一强调“之间”的概念，抽象的非物质存在借由某种具形化手段实存于现实的物质世界当中，抽象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联系正是由内在亲密性建立起来的，借用梅洛庞蒂的话语，我们也可以认为它是由知觉所建立起来的，同时“沿着意向性对象所呈现的内容及其呈现的样态做分析，让我们发现，当我们谈论事物时，是透过意识来意指该事物，但意识意指该事物的方式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种多样的。”(23)虽然胡塞尔、海德格尔及梅洛庞蒂等现象学家都曾不止一次地表达这样的观点：意识的单一与表现意识的方式的多种多样；然而，他们却都没有如南希一般，将这种现象用“独一性的复数存在”进行归纳说明。事实上，南希所提出复数的独一性并不是一项创新的发明，而是基于丰富的、深厚的思想基础而产生的。然而，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巨大的考验是：我们的形式常常走得太远，让我们自己陷入迷途，忘记了原初的感觉，那感觉可能是单一的，也可能是混杂的，但是我们陷入了物质过度的迷雾当中，而将内在性的感觉变成了在外界冲击下的感观，在多度的复数表现形式中，将独一性掩埋。这一困境并不仅仅是现代人所要面对的，每一个时代的人们都要面临这种问题，只是我们对于过去的想象是建立在已存的陈见之上，忘却了他们所处的具体语境，同样我们对于未来的想象又建立在过去之上，一个接一个的谜团在被解开的同时又再一次创造新的谜团，时间的先后并不能代表思想的先进与否，现代化很大程度上体现在物质层面上，当今，我们不过是使用了更为先进的物质手段或所谓技术来呈现“无”。

“任何技术都是‘身体的技术’，它扩大并用形象表现我们肉身的形而上学的解构。(24)”肖像画的作用首先是让自己看到自己，当然所看到的是别人———即画家眼中的自己。但在早期没有镜子存在的那个年代，这已经是非常重要的一种突破了。就如同南希在论述纳尔西斯的自恋事实上并非对自己的迷恋而是对他人的迷恋一般(25)，当我们从未看见过自己的时候，第一次见到的那个影像首先被视为他者，之后才被归化为自身。肖像画的另一个作用是使别人看到自己，或者也可以说是在自己缺席的情况下在场于他者的世界。面对艺术，我们所面对的不仅仅是艺术作品，更多情况下我们在与作品建立某种联系的前提下探究艺术作品背后的意图。可能有人会说，在一段时期内，艺术没有目的，仅仅是“为艺术而艺术”，然而这本身也就是一种意图了。艺术是人为的，美是自为的，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说艺术不仅仅是为了展现美，这是因为艺术作品本身被艺术家的个性所左右，它更多的是展现在艺术家那里所感知到的美。在《肖像画的凝视》中，南希强调了作品对受众的凝视，被看的作品，和被看的受众同时共存，并且将一直仅以共存的方式存在下去。作品呈现为不断向自身之外延异，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对受众的一种抽象入侵。在具体的时间里，我们通过艺术家本身审美趣味的发展来理解这种入侵。梅洛庞蒂指出“画家的眼力不管怎样都是在观看中学习，都是依赖眼力自己去学习的”(26)，在观看中的学习并不是直接体现在物质层面的，而只能在画家具体作品的理念流变中找到痕迹，因为内在世界是一个不可见的世界，是在南希口中的“无”，艺术家的创作行为从根本上来讲就是一个创造世界的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可见的意识被可见的物质形式所替代，其目的是表达，表达的对象是独一的，而表达的手段确是多种多样的，表达的结果也从根本上来讲是部分性的，可能我们会否定某些表达形式，但这不能消灭这些表达的存在，而是指从另一个角度期望能够取而代之。然而，我们需要明确的是，改变的仅仅是表达的方式，及形式，被表达的事物总是作为独一的节点而存在，它不是沉默的、静止的，而是不断运动着的，通过它的运动艺术史家追寻着艺术的脉络，其目的不是给艺术下个定义，而是找到适用于艺术在艺术家的极端个性之外的决定性要素，那个一旦缺失就能够让艺术不再能被称之为艺术的要素。

▲ 老子哲学思想总结 ▼

▲ 老子哲学思想总结 ▼

禁忌语是在某种文化中特别是礼貌场合不被使用的语言。禁忌语言与各国风俗以及其对事物的看法有关。在英美国家里，由于宗教信仰问题，在非宗教场合不适宜使用带有上帝称呼的感叹句（Oh,myGod/Lord;ForGod’ssake）；咒诅语(curses，如hell,damn等)也是避免使用的语言，因为该类语言被认为有神秘力量。英文中常见的禁忌语还有bloody。在中国文化里，禁忌语更是比比皆是，例如在中国农历新年期间，不宜谈论或提及不吉利的事情；此外，在许多文化当中，有关性、性器官以及身体排泄、代谢方面的词语都是禁忌语。

委婉语是相对于禁忌语而存在的，目的是除掉禁忌语所带来的惊恐感和不愉悦的感觉。其中，人们对死亡的委婉语可以说是委婉语之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宗教在表达死亡时，都有自己的一套表达方式。委婉语相对于禁忌语而言，大多是可以接受的，而且多被社会上层人士使用。总而言之，禁忌语和委婉语往往由不同文化的价值观决定。

语意场理论(semanticfieldtheory)(Lehrer,1974)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某一语言词汇的词义并不是简单独立意义的总和，与此相反，某一词的.词义除了表示所指之物外还要依附其它具有类似语义功能词的词义存在。在不同语意场中的同一词语，词义可能有所不同，真正决定其词义的是它在语意场中的所在位置，例如“好”(good)字在描述酒店等级时如果与“firstclass”,“luxurious”和“superior”相对，就是“一般”（最低等级）的意思。不同的文化中，对客观世界的理解和认识都是类似的，这使语言翻译成为可能；然而，某一文化对某一事物可能有自己特别的理解，因此在翻译的过程中需要更多的解释和状况介绍。例如，不用文化中表示颜色的词汇大部分都不完全对等。日常使用的词汇通常不能满足不同专业，不同行业人士之间的交流需要，所以出现专业词汇，其意义可能与日常使用的意义有所不同。所以，在进行外事翻译时要注意同一词语在不同行业，不同专业，不同文化下意义上的差别。

在进行外事翻译时，对目标语中一些带有文化色彩(culturalreferences)(袁彩虹等,)的词汇进行正确使用和理解亦是外事翻译员必须具备的能力。目标语词汇可能涉及到某一事件、某个地点、人物和机构。例如：下面的对话需要对Waterloo一词的文化外延有一定的了解才能翻译出来：A:IhearJohndidn’tdotoowellonhisfinalexam.B:Yeah,itturnedouttobehisWaterloo.可以看出，如果单纯将Waterloo作音译的话，知道Waterloo这个地方的人未必能理解该词的文化外延。需要知道Waterloo这里被用作表示一场对失败者而言巨大而悲痛的溃败，就能翻译出“这次考试成为他一次惨痛的经历”。

外事翻译员对目标语中使用的各种修辞手法往往不能单靠字面含义或者语法结构作出的正确理解。目标语中的各种修辞手法的具体使用场合及其引申出的概念和形象都与其所处的文化息息相关。下面举几个常用修辞手法的例子：1夸张Icanthinkofamilliongoodreasonsfornotsmoking.我能想出戒烟的种种理由。2惯用语It’sajungleoutthere.这世界纷纷扰扰。3明喻It’swaterunderthebridge.这是顺理成章的。4暗喻TheriversweatsOilandtar.出自艾略特的《荒原》(TheWasteLandbyT.S.Eliot)。长河流汗，流油与焦油。(赵萝蕤译)

词汇变异指的是：不同文化中指代同一事物的词汇可能有所不同。例如：英国人用pants指代内衣，用trousers指代裤子；美国人却使用underwear表示内衣，用pants指裤子；人行道美国人说sidewalk，英国人说pavement等。进行外事翻译时显然要针对不同国家和文化的人选用不同的词汇。

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外事翻译中，文化因素是一道屏障，这种“屏障”效应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信息的完整性（葛志宏，1994）。“屏障”效应的消除需要翻译员增强对文化因素的敏感性，并对其作出相应的处理。外事翻译员对文化因素的驾驭能力直接反映其业务素质。为此，增强对各国文化及其生活方式的了解是外事翻译员业务培训中的必修环节。在日常的业务培训中，外事翻译员必须从目标语言中发掘其隐含的文化因素，才能不断提高语言翻译能力。

▲ 老子哲学思想总结 ▼

摘要：杜威是美国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创立者。

他的教育哲学以实用主义的意义理论为出发点，认为经验是人与环境的一种交互作用，实际经验的过程和教育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涵盖了儿童教育、社会教育和教材三个主要方面，同时对道德教育和职业教育有重点论述。

长期以来人们对他的教育哲学的理解有一些偏差。

比如作者认为“教育无目的”并非指教育真的没有具体的目的，而是强调教育本身就是它自己的目的，除此之外没有悬置于它之上的更高更远的目的。

杜威的教育哲学和实用主义哲学思想浑然一体，成为美国当今教育思想中进步主义教育这一主要流派的理论基础。

杜威的教育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时代的产物。

杜威生于1859年，卒于1952年，刚好处在南北战争(1861一1865)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

这段时间正是美国历史上的大转折年代。

在这一历史时期中，美国社会发生了全面而深刻的变化。

一方面，南北战争为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使美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另一方面，生产和资本的高度集中，实验科学和工业技术的最新成就，以及海外市场的开辟等等，又使美国的经济迅速由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

这一变化用杜威的话来说，就是“美国己经从早期拓荒者的个人主义进入到一个合作占统治地位的时代。”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同时也给美国社会带来了许多问题，例如移民问题、城市贫民区问题、贫富差距问题、经济危机问题、社会矛盾问题，等等。

这些不民主的现象随时都会对美国社会的稳定构成不可忽视的威胁。

社会发生剧变，社会生产方式与社会生活己经向前发展的时候，传统的教育以及传统的思想方式并没有发生相应的变化。

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的大规模扩张，大量移民的涌入，人口的爆发式的增加，特别是工业技术的最新成就，大型企业的迅速发展，所有这一切都对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迫切要求教育能培养出灵活适应急剧变化的现代生活的创造型而非知识型人才。

而在教育领域里，学校的制度、课程、教学方法还是沿袭欧洲旧传统，形式主义占统治地位。

传统教育的模式束缚了对人的创造性的培养。

杜威对传统的经院式教育进行了生动的描述：在传统学校里，课堂桌椅按几何图形一行行地排着，在这里没有供儿童进行活动的余地，而只是供儿童“静听”的场所;“静听”的方式意味着被动地接受，意味着教师把早己准备好的现成教材，让儿童以尽可能少的时间获得尽可能多的东西。

这种僵化的教育显然不利于培养具有开拓精神、求实态度、讲究实效的人才。

作为时代的产儿，杜威十分敏锐地意识到：美国社会正在经历着一个彻底的和本的变化，而且这种变化必然会对教育、文化思想提出新的要求。

如何解决教育和思想文化转变的问题，杜威认为：一方面，要对旧个人主义进行改造，使之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要创造一种新的个人主义，这种新的个人主义对现代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另一方面，要对民主主义社会进行改造，使之满足个人发展的需要。

即将以物质力量和经济利益为合作基础的民主主义社会改造为以观念和情感为合作基础的民主主义社会。

在杜威看来，无论是创造新的个人主义还是培养社会的观念与情感都离不开教育，教育是改造社会与个人并使之达到相互协调的最佳工具。

对于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形成来说，实用主义哲学的发展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因为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正是实用主义哲学在教育上的应用。

正是实用主义哲学使杜威摆脱了黑格尔主义，“从绝对主义走向了实验主义”。

实用主义是美国土生土长的哲学。

它随着科学和科学的方法而发展起来，特别是由于进化论的影响。

人们一般认为，实用主义哲学产生于19世纪70年代的美国。

皮尔士是实用主义的创始人，他认为，如果我们要把一个信仰或观念弄明白，只需考虑它可能包含什么样的实际结果。

我们对这个结果所具有的概念，就是它的意义。

这就是所谓的皮尔士原理，即实用主义的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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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皮尔士关于实用主义的哲学思想，在他那个时代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是詹姆斯第一次把“实用主义”这个名词介绍给全世界。

在皮尔士提出的实用主义原理的基础上，詹姆斯重新淦释阐述了实用主义。

实用主义拒绝抽象的不全面的东西，反对空洞的口头上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反对教条，反对一成不变的原则与封闭的系统，反对绝对性与自封的终极真理。

詹姆斯力图使实用主义哲学成为一种贴近生活与现实的学问，力图使哲学从一种抽象的概念化的理论变成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理论。

在皮尔士和詹姆斯的引领下，杜威走上了实用主义道路。

他一方面结合皮尔士对实验的关心与重视，一方面结合詹姆斯对人类心理学的兴趣与实际操作，力图运用实用主义哲学的原理去实际解决人与社会所面临的包括教育在内的方方面面的现实问题。

MartniHLevnsino曾在他的文章中提到，杜威几乎是二十世纪教育哲学发展中最有影响的思想家。

他的教育思想包含着实用主义哲学，包含着对交互作用、反思和经验的重视，以及对共同体和民主社会的信念。

杜威坚信教育必须基于大量的经验之上，学生必须从真正的做中来学习，而不只是作为接受老师传授的东西的容器。

杜威曾把他的教育思想付诸实践，在芝加哥大学创立了一个实验性的学校—这就是著名的杜威学校，18创立，至今仍是世界学校的典范。

杜威认为教育的最大毛病是把学科看作是教育的中心忽视了儿童的主观能动性。

只要成人认为是好的知识经验，就硬把它灌输给儿童。

他提出教育改革的方法，只是把教育的中心搬一个家;从学科上面搬到儿童上面。

依照儿童成长的过程，逐渐发展他的本能，直到他能自己教育自己为止。

那么应该怎样教育儿童呢?杜威认为，儿童在没有受教育以前，有一种天生的本能、性情和冲动。

而教育就应该以这为根据。

他接着提出了两种训练儿童本能的方法，一是“游戏”，一是“作工”。

杜威认为“游戏”与“作工”是和身体机能最相关的东西。

首先从“游戏”来看，“游戏”是儿童喜欢向某一方面发展的活动，并不是坏的玩耍。

小孩子喜欢模仿成人的活动，我们就可以利用这创造出许多有意义的游戏，用最容易的方法向孩子们灌输社会实用的知识。

以幼儿园为例，杜威认为女教师是最重要的，她们的工作不是老年人或粗心男子可以胜任的。

因为女性最能细心体会儿童的心情，如果能把幼儿园的教育交到她们手中，她们肯定又是好妈妈又是好老师。

杜威着重指出体育游戏除了能训练儿童的官能方面以外，还能培养他们的社会能力：一是能培养他们的领导能力;二是合作精神;三是团队精神。

体育游戏在道德方面能帮助儿童养成一种良好的好汉(Psosrtmna)态度;培养他们对体育不记名利的热爱以及尚武的精神。

从“作工”方面来看，儿童在模仿成人动作之余，还有一种喜欢制造的天性。

“作工”可以训练儿童动脑动手的能力，而最重要的能以此向儿童灌输知识。

比如说，烧饭的时候，可以讲化学的道理;种花的时候，可以讲植物学的道理等等。

除了“游戏”和“作工”这两种训练儿童本能的方法以外，杜威还提到了另外两种教育儿童的方法：“做戏”和“工作”。

人们对于“儿童中心说”常常有一种误解，就是认为以儿童为中心就是完全放任儿童而轻视老师，时时处处儿童说了算。

杜威所建议的学校并不是常规意义上的完全以儿童为中心，杜威非常清楚地知道儿童究竟应该学什么，他设计了一套使儿童对学校有热情的工作和学习的心理。

以儿童为中心主要是指对儿童的学校教育应该是面向社会、政治和文化的更新。

杜威指出，“教育的目的—民治国家尤其如此—是要养成社会良好分子的公民;详言之，使社会各分子能承受过去或现在的各种经验，不但被动的吸收，还须每人同时做一个发射的中心，使他所发射的都贡献到别的公民的心里去，也来加入社会的活动。”教育的目的不在培养一帮学者，而是要培养对社会有用的.人。

所以对一个良好的公民来说，能读几本书是不够的，他一定还要对社会有所贡献。

学校要想培养这种良好的公民，可以从以下三步着手：一是使儿童从感情上有对社会尽义务的兴趣或心理。

二是在知识方面，要让儿童知道社会生活和需要是什么。

三是从技能方面训练儿童，使他有适应社会的需要的本领。

杜威论述到好的教育目的的三个标准是：第一，一个教育目的必须根据受教育者特定的个人固有的活动和需要来设定，也就是说教育的目的要建立在学生的活动和需要的基础上;第二，一个教育目的必须能转化为受教育者的活动中相互合作的方法，即要有助于学生之间的相互合作;第三，教育者必须警惕所谓的一般的终极的目的。

可见，杜威的教育目的重现在、重过程、重儿童本身。

同传统抽象遥远的教育目的相比，杜威的教育目的既是现实的，又是具体的，它能够为儿童所理解，切合儿童目前的需要，使儿童全心全意地参加到教育过程中来。

同传统终极静止的教育目的相比，杜威的教育目的是暂时的，带有实验的性质。

这种目的有很强的适应性，因为目的消融于活动之中，目的由活动而产生，目的和手段不可分割，而没有任何终极的目的。

另外，杜威的教育目的与儿童的本能活动以及习惯紧密相连，考虑到特定儿童不同的需要，适应儿童的个别差异，这是其实用性的体现。

在杜威的教育哲学中，有两个分离出来的非常重要的部分，一个是职业教育，一个是道德教育。

职业教育思想是杜威整个教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杜威深入研究了职业教育的诸多问题，提出了许多独特的见解。

治人的是闲暇阶级，只做官办政治;而治于人的是劳动阶级，只是制造生活的需要。

这样一来，教育偏向于闲暇阶级，通过给他们文学、历史、地理方面的知识达到以后做官的目的从而治人，但这些知识却也没有什么实用。

而治于人的阶级里，工人没有机会享受教育，他们不工作就不能生活，师傅除了给徒弟的一点技能上的训练以外，就没有什么别的了。

长此以往，整个社会日益急剧地分化为两个阶级：一个是除了工作以外没有闲暇享受教育的劳动阶级，一个是完全不需要劳动而可以享受正规教育的闲暇阶级。

所以，教育是只针对所谓的上等人物，专门用来教他们用心思记忆、想象，而不必做实际应用，因此只会是文学方面的教育，而在劳动人民的一方面，则完全只会用手足而不用心思。

所以，杜威认为职业教育最重要的观念，是要把职业教育看作是“营业教育”，而不是做专门行业的教育。

并不是只懂得专门技能就够了，还应该注重使人懂得实业、工业所应该知道的科学方法，也就是说既要知道该怎么做，还要知道之所以这样做背后的科学知识。

否则的话，工人盲目地机械工作，不仅对行业产生不了兴趣，更难于在实践中革新进步。

杜威认为，职业训练不应当与文化修养对立起来，它既是一种专业性和技术性的训练，也是“包括任何一种艺术能力、特殊的科学能力以及有效的公民品德的发展。”可以看出，杜威对于职业含义的理解是“教育即生活”命题的延伸，其目的在于克服传统教育对职业教育的鄙视和排斥，从而抬高职业因素在教育上的地位和作用。

但是杜威反对把职业教育看作是急功近利的事，不能只培养一个人的某一种能力而忽略其他。

教育的任务不应该只注重技能或技术，而隔离其他的兴趣，使职业活动变成毫无意义的机械的忙碌。

可见杜威所关注的职业教育是培养一个发展的人，而不是训练专门技能的技工。WWw.ZUowEn101.COm

杜威提出了职业教育需要预防和避免的两个弊端，一是千万不要认定某种人天生是可以做成某种事业的。

相反，应该给他们博大广阔面面俱到的教育，使他们的心理和技能都能有广阔的根基，从而更好地在短时间内变成某种行业的人才。

二是千万不要以现在的实业、工业程度为标准。

因为现代工业的变化是很快的，等学生训练好了以后，外面早已经变了，所以教育应该以将来的工业做标准。

参考文献：

[1]美 约翰杜威.许崇清译，哲学的改造[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

[2]杭州大学教育系编.杜威教育论作[M].上海师范大学出版社，1977.

[3](美)杜威.王承绪译，民主主义与教育[M].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

[4]黄济.教育哲学通论[M].山西教育出版社，.

[5]陈友松.当代西方教育哲学[M].教育科学出版社，1982.

[6]赵祥麟.外国教育史[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

▲ 老子哲学思想总结 ▼

1、       ●山路蜿蜒曲折，但毕竟向顶峰延伸。

2、       ●只有爬上山顶，才能看到那边的风景。

3、       ●平时不跑发卫千米，占时很难冲刺100米。

4、       ●没有激流就不能称之为勇进，没有山能说攀登。

5、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永远不会给一个悲伤的落伍者颁奖。

6、       ●如果你害怕前面山岩的跌宕起伏，生命永远只能是死水一潭。

7、       ●即使道路崎岖不平，车轮也会前进；即使河流汹涌，船只也会航行。

8、       ●懦弱的人只会裹足不前，莽撞的人只能引为烧身，只有真正勇敢的人才能所向披靡。

9、       ●梯子的梯子从来不是用来搁脚的，它只是让人们的脚放一段时间，这样另一只脚就可以再爬上去。

▲ 老子哲学思想总结 ▼

黑格尔这一思想的产生，有着深刻的思想理论渊源。对历史规律的理解是把握整个人类历史规律的关键。当然，黑格尔之前的哲学家们，对于历史规律的认知，在不同的时期也有着不同的体现。

古希腊的哲学家多认为，在宇宙万物混乱的表象之外有一个有个必然的规律或者说理性的原则，比如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使用“逻各斯”这一抽象概念来概括这种原则和规律，在他看来，逻各斯是一种隐秘的智慧，是世间万物变化的一种尺度和准则。在古希腊的哲学家中虽然没有确切出现过历史规律的概念，可他们看到了这种客观必然性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巨大作用力，并开始有了朦胧的规律意识的萌芽。但是，在当时的认知水平下，对于自然的必然性和历史的必然性还基本是混为一谈的。

(二)近代——“理性决定论”

16 世纪以后神本主义的神学思想逐渐被人本主义的思想取代，人们开始走出中世纪压抑人性的黑暗时代，继承并发展了自古代以来就产生的关于人类社会运动变化具有规律性的思想，并且赋予了它新的内涵，从而促成了近现代意义上的历史规律思想的孕育与生成。

理性决定论提出“历史的运动是一个有规律的、进步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规律对历史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规律主要是指理性规律，历史的必然性主要是指理性的必然性。”到黑格尔这里，近代理性主义得到了完成，从培根、笛卡尔到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发展被看作是理性概念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思想也正是在理性中展开。

在《历史哲学》中，黑格尔考察了三种研究历史的方法，原始的、反省的和哲学的历史。他希望从这些研究历史的方法中考察世界历史本身，而不是像以前对历史的叙述那样，单纯从一些史实出发来作历史的记录员。

关于第一种历史，黑格尔以两位著名的历史学家为例：希罗多德斯和修昔的底斯。他们是原始的历史研究方法的典型代表，因为他们在研究历史的过程中，更多的是生活在那些具体的题材当中，不加反省别的历史开始退出历史学家的研究视野，代之以普遍的历史，历史编纂家们研究历史不再限于它所叙述的那个时期，相反，它的精神是超越当时的时代的。在黑格尔看来，这种反省的历史比原始的历史高明的地方在于放弃了对个别史实的具体描述，也就是用抽象概念来跨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即用思想来概括一切。实验的历史虽然也通过整理材料来理解历史，但更注重那些具有更广泛的普遍性的史实，从而使“‘过去’的叙述赋有‘现在’的生气”。局部的东西就是指那些自然划分开的局部的历史。

到了反省的历史时期，历史已经逐渐从对史料的关注慢慢转移到对精神史的考察，而这正是黑格尔的起点。

黑格尔知道，如果单纯的告诉人们由于思想是只有人才特有的东西，因此人的历史就是思想的历史，只要是跟人类有关的，无论是感觉、知觉，亦或是行动、意志，都包含有一种思想。这种理由未免太牵强，那么，这种“历史就是思想史”这样的概括需要更精细的证明。

黑格尔说在哲学中存在着这样一种逻辑，哲学观察历史的方式是“理性”，而“理性”是整个世界的主宰，从这一点来说，世界历史是一个合乎理性的过程，虽然这种推论在历史上只能作为一种假定。从世界历史的观察来看，世界历史的进展是一种合理的过程，它是沿着“世界精神”的本性发展着，世界存在从这种精神中外化出来，在完善自身的途中实现了精神的裂变。

黑格尔指出，作为绝对精神的外化的人类社会，它并不像康德的“物自体”那样完全区别于表象，不可被人类所思维，它是同自然界一样可以被思考和认识的。以“绝对精神”取代“上帝”，黑格尔以此来表达他的统摄一切最具普遍意义的规律观，从而形成了他整个历史哲学体系。纵使如此，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也绝不是中世纪那个具有宗教人格特征的万能上帝。“黑格尔认为，在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出现之前，早就存在一种所谓的‘绝对精神’，它是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始原和基础。”黑格尔把绝对精神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完善描述为一个不断外化的过程。而人类社会历史则是绝对精神演进和逐渐实现的.进程。历史是绝对精神外化的衍生物，因此是按照历史的意志前行的。

2.人类历史背后的动力——“理性的狡计”

黑格尔指出世界历史始于它的普遍目的，“这一种普遍的目的是一种内在的、最内在的、不自觉的冲动……这一大堆的欲望、兴趣和活动，便是‘世界精神’为完成它的目的所用的工具和手段。”因为人是社会中的相互联系的人，个人的利益与他人和社会息息相关都是生活在社会之中的，而这些利益也会发生相互冲突，黑格尔认为，这便是那个“理性”、内在精神的目的。为什么“理性”不亲自来表演这场历史剧呢?黑格尔说：“特殊的东西同特殊的东西相互斗争，终于大家都有些损失。那个普遍的观念并不卷入对峙和斗争当中，卷入是有危险的。它始终留在后方、在背景里，不受骚扰，也不受侵犯。它驱使热情去为它自己工作，热情从这种推动里发展了它的存在，因而热情受了损失，遭到祸殃——这可以叫做‘理性的狡计’。”任何个人乃至任何民族的动机或目的都有特殊性，但最终都会从属于一个更广大的目的，做它的工具。即：理性支配着人们的需要和激情，而激情又促使人们去活动，去创造历史。这个历史的最根本的动力就是“理性”或“绝对精神”。

黑格尔说，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和民族之内的人创造了历史，是历史的主人。但是，个人的需要、是不尽相同的，有些可能是背道而驰的，而且在施行中有些目的能实现，有些则不能如愿，甚至有些最终南辕北辙。这样看来，在历史的现实中似乎是偶然性在起决定作用。但黑格尔深刻地指出，虽然现实性起初总以偶然性的形式呈现给人们，但就在这偶然性里，早已包含了必然性。历史的终极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本性，是将人的不自觉活动过渡到自觉。纵使在每一个特殊群体眼中历史充满了无意识，而实际上，正是这无数的无意识蕴藏了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历史活动规律。

可以看出，在黑格尔的眼中人在世界历史的发展中虽占据了主动地位，然而与绝对精神相比，人同样不过是它实现自己的工具和手段。然而，即使暂且不谈阅读《历史哲学》给我们带来的那种强烈的民主偏见和自恋情结，单从其对于个人特性的抹杀就可以看出，这种必然性的历史规律思想是存在严重问题的。

对此，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给出了完整的答复。从物质实践出发，马克思指出世界历史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由此而产生的普遍交往。他提出，世界历史并不是像黑格尔所说的精神在东西方的漫游，而是一个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不断转变的过程，是近代以来形成的全球化的进程。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是由生产力的发展、分工和交往的发展程度来决定的。马克思指出“生产力是人民实践能力的结果”，而交往则是实践的现实表现，历史不过是“人改造自然”与“人改造人”的实践过程。实践作为“感性的人的活动”，实际上不仅是人类社会生活的本质和整个历史的深刻的现实的基础，也是人类一切新的关系赖以生成的原动力。

近代经济学家、思想家哈耶克也曾指责说正是德国古典哲学和法国哲学使得个体自由的传统遭到践踏，诚然，马克思和哈耶克追求的目标表面看来是南辕北辙的，但马克思对人性平等的追求并非建立在对个体的统摄和驾驭之上，在这一点上，他与哈耶克并不矛盾，相反，黑格尔的理性绝对权威的思想及其对人的活动的绝对占有却是对个人意志的贬低，他试图掩盖人的意志在改造这个世界中的决定性力量，因而虽然黑格尔已经寻到了历史发展的规律，但却把它作为永恒的真理，甚至试图来泯灭人的意识，所以注定要被渴求主宰自己意志的人所打破，故而，黑格尔跌倒的地方正是马克思以及其他现代哲学家起步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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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电子仪器设备和计算机的发明，将人类文明带人了新领域，同时也促进了科学研究工作的发展速度.在物理学的发展过程中，以往很多受到环境和研究条件限制无法开展的实验研究，在研究手段和研究方法上也有了新的突破，甚至直接诞生了一门新的物理学分支计算物理学。

计算物理学的主要思想及研究过程如下.科学家在科学研究过程中，受到研究主题和客观条件的特殊限制，无法或者难以对所研究的对象采用实验方法进行研究的时候，基于对客观实际的观察和已经掌握的客观实际的基本特征情况进行科学抽象和理性推理加工，从中提炼出和客观实际相似或者能够反映客观实际运动情况的模型，通过对模型的模拟实验，得到一系列结果，并将结果推)、一到实际的原型中或者推)、一到新的实验观测中，以此检验模型的正确性并做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相关结论或者预测客观实际的某些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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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茶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国粹，融儒家、道家、法家的文化精髓为一体，将中华民族传统的利益、道德和情操融入茶道中。茶文化中融合的儒家的思想观念是“中庸和谐”，中庸是儒家为人处世的信条和准则，是儒家思想中最高的道德标准，儒家思想倡导的是人要亲近自然，保护自然，要自我约束，在与人交往中要重视礼节，以和为贵，儒家的这种中庸和为贵的思想在茶道精神中也是根深蒂固的。茶文化融合的道家思想是“天人合一”，道家思想强调人与自然是一个整体，万物都有阴阳两面，在经过不断的发展变化后阴阳两面相互平衡，才能达到和谐稳定的生存状态，因此，人应该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道家提出的“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是在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和”是道家哲学思想的核心。茶是大自然赋予人类的恩赐，吸取天地灵气，茶性清纯淡雅质朴，蕴含道家淡泊名利、追求宁静、返璞归真的神韵，与人性追求的静清淡有着高度的一致。同时茶道中融合的道家强调的“和”和儒家思想强调的“和”有共同点，两者可以共通互补，丰富了中国茶文化的思想内涵。茶文化中还包含佛家的“普渡众生”慈悲济世的思想，佛家以慈悲济世普渡众生为宗旨，讲究清寂、和敬、明心境、洁身自好。茶文化思想可以与禅学共同，禅学强调自身领悟，重视日常修行，要求胸襟开阔，茶能使人平心静气，戒骄戒躁，还能提神醒脑，有利于修行。佛学思想核心是纯和，即不追求物质，不被世俗物质牵绊，在绝对虚静的状态下静思、领悟，顿悟成佛，茶性清纯淡雅质朴与佛教思想也可以相同。茶文化追求的摒除杂念，心地纯和等思想与佛教的思想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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