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文化的碰撞作文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原是梁漱溟先生1920年在北京大学时的讲演稿，经整理编订而与1921年出版发行，可谓年代久远。但本书自出版以来就不同凡响，其中的灼灼真知历久弥新，对现在的中国及中国人都会有所帮助。

梁先生认为，文化是生活方式，不同文化中的人的生活可以理解文化的本质。而生活的关键就是在遇到问题时人的意欲，简单的说就是生活中遇到问题你会采取何种手段、何种措施，这就是文化的关键所在。梁先生吸收佛教的唯识论思想，认为生活就是“相续”，是“大意欲”对“殆成定局之宇宙”的努力，即主观对客观的努力。

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努力来克服问题，实现我们想要的生活。生活是“现在的我”对“前此的我”的一种奋斗，这就需要克服种种障碍。根据梁先生的看法，为碍的有三个层次：

物质世界，有情的“他心”，还有不可改变的宇宙“因果法则”。于是人生便遇到了这种问题。改造物质世界来为人类服务相对来说是容易的，或者说是长远来说可以确定的，但是对与有情的“他心”却不确定能使之不为碍。

例如，如果你喜欢一个人，但你不确定你能不能让他或她喜欢你，这个问题会有点难以解决。最后的一个问题宇宙“因果法则”如生、老、病、死，种种“无常”，这些你根本不能抗拒只能接受，这种“碍”是永远不能得解的。从上面可以看出，我们生活中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肯定能解决，第二个问题不确定能解决，第三个问题永远不能解决。

当遇到这些问题时，人类会有三种意欲：

一、奋力求满足，遇到问题在前面下手，改造局面；

二、遇问题不求解决，随遇而安，调和意欲；

三、遇到问题不求解决而想根本取消问题，遇到人生问题所采的态度，就决定了每个人所走的路。而进过梁先生的分析，西方文化是以意欲向前为其根本要求的文化，走的是第一条道路；中国文化是以意欲自为调和、持中，反求诸己为其根本精神的，走的是第二条道路；印度文化是以意欲反身向后要求为其根本精神的，走的是第三条道路。正是由于西方、中国和印度对生活问题的不同态度，导致了以下三种文明在实质、政治和文化上的不同。梁启超还对西方、中国和印度的三种哲学做了简明的比较表（见表1）。

表1西洋、中国、印度哲学对比表

梁启超认为，中国和印度西部在形而上学上有两个不同点。

1、 不同的问题：西方和印度都探索宇宙的本体，谈论具体的问题（西方是知识的动力，印度是宗教的动力），而中国只谈论抽象的变化，很少谈论具体的问题。

二、方法不同：西洋和印度的形而上学都是运用感觉和理智、而中国的形上学用的是直觉，讲的是调和。在人生哲学上，西洋主功利，崇知识；中国尚直觉，乐天知名；印度则用现量直证真如，看破红尘，脱离俗世。

梁先生认为，各种文化一开始并没有遵循现在的方向，而是经过反复努力，最终确定了道路。如西方文化，在古希腊时期走的是第一条道路，在中世纪的1000多年里又折到第三条路上，通过“文艺复兴”才又选择重走第一条道路，并且一直走到现在，且成绩卓著。百家争鸣时期，中国文化有着不同的发展方向，但从孔子创立自己的学说到汉代对儒学的独尊，逐渐走上了第二条道路，离孔子越来越远。

印度文化也是在佛教大兴后才走上了第三条道路。

在梁先生眼中三种文化没有孰优孰劣的问题，他们都对，都是为了解决人生的三大不同问题而所应具有的态度。西方文化解决第一个问题即人与自然的问题，向外逐物改造物质世界；中国文化解决人与人之间的问题，反求诸己，寻求人际和谐；印度文化则想从根本上取消“生、老、病、死”等种种无法避免的问题。但是在第一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就打算来解决第

2、 第三个问题是即不适合也不可能，所以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都是早熟文化，现在都有些不适应。

对于世界文明未来到底如何走向，梁先生提出了世界文化“三期重现”说。他认为，现在的世界第一个问题还没有很好的解决，即生产力不发达，人的物质生活还不能得到很好的满足，因此解决第一个问题态度的“西方文化”大放异彩，独领风骚几百年。但是随着生产力的提高，第一个问题渐渐解决的时候，第二个问题将会成为主要问题——而在西方世界此已露端倪——此时“中国文化”将大放异彩，中华文明将复兴成为世界文明。

由于走了导致人类意识和理性消失的第二条道路，人们的情感变得更加敏感，不可避免地遭于第三个问题。在这个时候，只有佛教看透一切，从根本上消除问题，才能解决问题。这将成为“印度文化”大放异彩的时期。

于是三种不同文化将在人类的不同历史时期逐一重现。

那么中国应该怎么做呢？梁先生提出了自己的态度：对西方文化全盘接受，但改变态度，将中国原来的态度重新拿来，走“刚”的第二条道路。

在第一个问题没有很好解决的时候，中国应该走改造自然、大力发展经济、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和学术水平的道路，这是第二条道路的物质基础。然而，西方文化的第一条道路也有弊端，即强迫人们考虑各种利益，过于理性，压抑情绪和冲动，生活毫无乐趣，一且都是基于个人的。家庭伦理观念淡薄，个人缺乏幸福感，人们心烦意乱。这都是因为向外逐物，将重心全部倾倚在外而造成的。

那么，我们如何走第一条路，克服西方文化的弊端呢？梁先生认为最好是感觉局面不可安而奋发；莫为要从前面有所取而奔去，这样重心就会重新回到身内，这就是所谓“刚”的第二条道路，即孔子之道。如果没有，那么我们应该为社会和未来而奋斗，但这只是

一、二两道路的过度阶段。

对于所谓的孔子之道，梁先生作了专门的解释。他认为孔子的思想主要有如下几点：对于生之赞美，就是顺着自然的道理，顶活泼顶流畅的去生发；不认定的态度，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一任直觉的态度，而直觉的敏锐便是孔子的所谓的“仁”；不计较利害的态度，无所为而为；知其不可而为之又乐天知命。

他认为，我们生活中间，常常分一个目的、手段，是理智和感觉为了自己行事方便而作的一假分别，若当真分别则将整个的人生生活打成两截；使一截附于另一截，自身便无其意味。所谓知其不可而为之，直觉使然也。此时不虑其不动，而转恐任情所至，有失乎中，故又不可以不知命也。

知命而活泼，不厌不倦，盖悉得力于“刚”。刚者无私欲（认定前面而计虑）之谓也，私欲本即阴滞，而私欲不遂活力馁竭，颓丧疲倦有必然者；无私欲本即阳发，又不以所遇而生阻，内源充畅，挺拔有力，亦必然者。

梁先生认为，要使中国走向强大并且避免重蹈西方社会的覆辙必须进行一次以人生态度复兴为核心的“文艺复兴”运动，必须复兴“刚”的第二条道路，根本启发一种人生，全超脱了个人的为我，物质的歆慕，处处的算账，有所为而为，直从里面发出来活气，含融了向前的态度，随感而应，方有所谓情感的动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有力量，继续有活力，不沮丧，不厌倦痛苦，从自己的活动中得到乐趣。

梁先生对三大文明的认识似乎不错，对中国指出的出路也颇有见地。但美中不足的是，他对于理智似乎过于排斥，如果一任直觉，我们真能无发不中吗？我们应该用理性来达到情感行动的目的。理性和直觉不一定相同。他们可以互相促进。

为了社会的需要，只要是出于不安、直觉和情感（一般是这样），也应该包括在第二条道路上。生活的第三个问题，似乎也可以用老庄的思想来解决，而不用借诸佛教。

▣ 东西文化的碰撞作文 ▣

你给我的最珍贵的礼品――真诚的友情，在我生活的银河中，犹如一颗明亮的星星。

才发现生命真的是革命的本钱钱可以少赚点慢慢赚，健康第一位记得吃早餐，多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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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喜欢的时光，最好的礼物送给最爱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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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晚一缕月光映在你的床上，轻轻的掠过你的脸庞，还没有安睡的你的模样，月亮都为你感伤，经历的不过是不同寻常的过往，唯一所求的就是家兴业旺.祝你平安夜快乐，忘记惆怅.

我掩盖内心的痛苦，答应你分手后好好。

人生就是一个方程式，生活和生命总是被忙碌换算，快乐和幸福总会得出结果，祝福和问候总是满分给你精彩。[45字]

▣ 东西文化的碰撞作文 ▣

内容摘要 关于中国文化现代化问题的争论已逾百年之久，诸多议论中虽不乏高屋建瓴、真知灼见者，然停留于抽象论说层面者居多，缺乏强烈现实感的理论针对性和实践可行性。本文从文化战略构想的基点、价值度量与智能创造、和合学和科学技术等三个方面，扼要介绍和论述了这一新的文化哲学构想。

当前，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不能只停顿在怎样或如何现代化的方法、手段的论争上。方法和手段可以提出很多，但必须是实在的，即能解决现代化的现实问题。笔者提出和合学，就是试图思考中国文化在人类所面临五大冲突和西方文化及现代化的挑战下，如何作出一种回应，以适应中国实现现代化和走向21世纪的实际需要。

从理论建构上看，和合学是关于21世纪文化发展的战略构想，它有这样一些立论基点：

第一、 立足于民族文化的世界性发展，把握人类文化冲突、融合的历史趋势。由来已久的“中西之辩”，尽管历时一个世纪有余，但是至今仍辩而不明，论而不决。究其原因，除价值观的差异之外，也在于辩论的各方诸派缺少一种全人类的战略眼光，未能贯彻和合的人文精神。

“中”和“西”都是地域性概念，用“中西”标志并区分民族文化，杂染着较浓的地缘政治色彩。因此，无论主张“中体西用”，“西之中化”，还是主张“西体中用”，“中之西化”，都承诺了一个非人类文化的政治前提-- 一种文化优于另一种文化，优势文化应当奴役、统摄并同化劣势文化。百有余年的“中西之辩”，辩来辩去，焦点是比较优劣，核心是优胜劣汰。

从和合学的人学角度和人学立场来考察，文化是标志人类生存样式．意义规范和可能发展方向及道路的整体性范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到的文化形态（类型），都有与全人类心心相印的人文精神。各民族的文化类型及其人文精神虽千差万别，但却是彼此平等的，都是人类文化和合体中的有机构成元素、因素。只要坚持这种人类的人文战略立场，贯彻这种和合人文精神，那么，关于中西文化的优劣比较和取舍选择，不仅不利于民族文化的世界性发展，而且有悖于人类文化不断融合的历史取向。

滤去“中西之辩”中的政治前提和地缘色彩，从人文精神的高度来思考，“中西之辩”关涉到的主要问题是东西方民族文化交流中的冲突、融合问题。按照和合学的原理来看，东西文化作为存相，为对等两端，本身存在着冲突融合的潜能。这种对等冲突融合的潜能，在这两种文化未发生交流、对话、碰撞形式的关系之前，并没有的挥出来而各行其是，犹如阴阳对等两极。在未交合有，阴是阴，阳是阳。只有阳阳交合，“交感”、“交通”，才有冲突融合。在这里冲突意味着融合，融合亦意味着冲突。由于冲突、融合不断进行，才诞生一个新事物，即新的和合体。这个文化和合体，不是一次冲突、融合就能完成的，而是无数次持续冲突、融合的取向。

东西方民族文化的交流与国际政治阶段的交流、对话活动有所别，这就是文化交流、对话更应该摆脱政治权利、意图的干扰，不应该扮演政治奴婢的角色，或经济附庸的帮办，而应该是平等的、互动的、互补的；同样，文化的融合与政治上的殖民、吞并亦有本质上的区分，文化融合是人类文化发展、提升的过程。中西文化交流、对话的冲突、融合的过程，就是人类文化这一跨地域、超民族的文化和合体的诞生。

和合学以中华民族文化发世界化发展为空间性的战略基点，力求通过对各民族文化的人文精神的和合诠释，把握人类文化历史性冲突、融合的理路、脉络和取向。

第二、 立足现代文化的科技化发展，促成传统文化的创新转换。时起时落的“古今之辩”，从秦始皇以来，已延续2000多年。近代又伴随着“中西之辩”的走进了艰辛的理论道路和学术历程。由于价值观念上的极端化偏向，或偏向颂古讽今一极，或偏向是今非古一极，结果人为地制造了一个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对立。

从和合学的实践方式和思维方式来考察，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是民族文化和合体历史演进的两个历史阶段、两种历史形态。它们彼此相继，前后承接，按照文化进步的时间之矢定向转换。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在近代演为“文化冲突”的大问题，实际上是东西方政治性的、经济性的冲突在中国文化系统内的射影。人们简单地以为西方文化是现代文化，中国文化是传统文化，将地域性的政治对抗转换为民族性的文化冲突，进而转换投射为文化系统内的时间观念冲突。经过这样的运作，便给人们这样一个印象，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发展，根本上不是创造性转换，而是取舍式的西化！

清除“古今之辩”中的政治射影和西化取向，我们不难发现，“古今之辩”涉及到的主要问题是两个创造性转换：

一是变革生存世界中的活动方式，实现实践手段的技术化革命；二是变革可能世界中的思维方式，实现认知工具的科学化革命。

这两个创造性转换中的“不易之理”，就是意义世界中的和合人文精神及其人学价值原则。因此，传统文化的创新性转换，其最本真的战略意义，就是在坚持和弘扬中国文化和合精神的前提下，通过对认知工具和实践手段的科学革命，使中华民族跻身于现代文明之前列。

第三，立足20世纪文化发展的现实状况，预见21世纪文化进步的逻辑进程。20世纪人类文化的发展，集中体现为科学技术的进步这一维度上。科学技术是20世纪人类文化的现实基础和集中代表。尽管人类对科学技术的无约束滥用，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和危机，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21世纪的文化进步，只能是现代科技基础上的新发展、新完善。这样，20世纪里那些科技欠发展或落后的民族和地区，在21世纪将面临更强烈挑战和更严峻的生存及发展的考验。

按照和合学的理论原理，元素、因素在和合体的结构地位和功能作用，取决于该元素、因素的实力状况、能量级别以及它对和合体的贡献水平。因此，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想走在21世纪文化进步的行列，

雄居人类文化系统的上位，就必须尽最大可能充实自己，尽量大努力拓宽自己生存和发展道路。尽管如此要付出很高代价，但对于民族的发展和人类的和平，是值得付出的。

在这一战略基点上，和合学批判那种不切实际的文化保守主义，盲目的科技乐观主义和颓废的科技悲观主义。保守主义不符合文化进步的历史趋势，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看不到人的创造智能。“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中国文化走向21世纪的和合之道，在战略上是积极进取的，不是消极保守的；是理智抉择的，不是盲目冲动的。

后两个战略基点是时间性的，它们的共同宗旨在于，通过对民族文化内在人文精神的和合创新，驱动全民族的创造智能，牵引中国文化快速转入科技发展与社会进步的高速公路，结束科技欠发达的现状，在21世纪获得新的生机和活力，成为人类文化和合体内最夺目、最辉煌的部分。

和合学对21世纪中国文化和人类文明发展前景的战略预测，既是和合学原理合乎逻辑规则的实践运用，又是和合人文精神合乎价值准则的理论选择。它的主题是：弘扬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人文和合精神；光大中国传统哲学文化中的人学与和合理想；瞻望人类文化智能化、和合化和信息化的和合前景。实现这三个宏大的主题，和合学必须转换自己的功能角色，实现从文化价值观到文化方法论的转换。

和合学能否成为一种严谨的文化价值理论，进而升华为文化价值哲学、一般价值观与方法论，从元理论与元逻辑角度讲，主要取决于和合学能否为自己铺垫一块坚固的理论基石，凝结一个踏实的逻辑核心。笔者认为，和合哲学的理论基石或生长点、逻辑核心和枢纽工程，当是与中国哲学逻辑结构论整体对应，学理际进，血脉相承的中国文化和合价值学。

和合学的立言宗旨，创学标的，是为了化解20世纪人类文化系统内的价值危机和冲突，进而设计21世纪人类文化发展的战略之道。因此需探索文化价值和合这一跨世纪的全球性问题。和合学的理论源泉，精神沃壤，是中国文化价值系统中根深蒂固，源远流长的人文和合精神。

中国文化价值系统，是和合学永远得以滋润和哺育的源头活水之一。依据现代学术通行的逻辑惯例梳理中国文化系统的价值和合，并对其进行创新转生，和合学理论开拓才能获得一个逻辑支点。和合学要化解的人类所共同面临的五大冲突危机，实际上亦是价值危机的表现形式。生态危机与人类掠夺和征服自然生态系统这一价值观念相联系；社会危机、人际危机、心灵危机，都与价值危机与冲突相关联。和合学能否化解五大危机和冲突，就在于和合学能否创立一种全新的价值观和方法论，并据此理论解决人类文化价值系统日趋严重的危机和日益激化的冲突。笔者在专著中提出的'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五大中心价值，就是创立这种价值观的尝试。

从论证陈述的角度讲，从逻辑结构论到价值和合学，可能需要两个必要的理论过渡环节，即价值度量理论和智能创造道路。

第一、价值度量理论。价值和合中的悖论，在二元分化的定性水平上是无法消除的。除非承诺一种尽善尽美的绝对本体和一个全智全能的无限主体，才能保证为善去恶的价值选择是当然而必然的，否则就会陷入善恶无限冲突。价值和合中的悖论，只能在多元分维的定量水平上得到解决。

从度量理论出发，价值范畴本是量化概念，“作价多少”、“量值多少”等。首先是价值的标量测度，然后才是价值量的分类定性。比如汰劣与择优中提出的公平、正义、合理和真实、完善、优美等价值观念，都具有量化特征，都是可度量化的。道德行为不都是要么善，要么恶；而是完善程度有高有低。完善程度高的道德行为，更接近至善理想；反之，更接近邪恶极端。传统的价值观念过分强化了价值的定性特征，结果导致了在价值的两个极端点上手舞足蹈，二难抉择的逻辑假相，或称价值不相容冲突假相。

和合从度量理论考察，意蕴着价值量的代数运算，类似于算术中的加和法，数学中的集合法以及分析理论中的积分方法。和合是度量化价值空间中思维逻辑演算，是范畴逻辑结构的工具化、流行化。善恶作为道德行为的两个价值度量值，区别仅在于标值的性向相反，是完全可以和合演算的。例如：依据某种价值度量标准，某人一生中所有行为的道德价值分量为：善值为（+100），恶值为（--30），那么，他的道德价值和合量为，即和合为善值。

在价值领域引入度量化处理技巧，建立和合化逻辑演算，理论上有其长处：

1． 对以往哲学而言，和合学的价值度量理论有效地批判和克服了传统价值哲学对价值绝对化、实体化、极端化理解的偏颇和人为制造的价值二元对待和不相容选择假相，恢复价值范畴可度量化、可和合化的本来特征，为价值观念的创新铺好逻辑道路。

2． 对和合哲学自身而论，价值度量理论能够有效地解决和消除和合学中的一些悖论，使和合学的理论水平、逻辑化程度得以提高。比如优劣和合悖论的产生原因，是在于将优劣实体化，误以为优质与劣质是两种不同的实体元素、因素。基实，优劣是同一实体元素、因素的两种相容的度理特征。同一实体元素、因素对于低级标准而言，会是优质的；但相对于高级标准而言，则可能是劣质的。又如同异和合悖论的产生原因，是在于将同异关系单一化、绝对化。两种实体元素、因素的同异关系，取决于甄别同异的尽度之大小。小尽度上的同质关系，在大尺度上是异质的；大尺度上的同质关系，在小尺度上可能是异质的。如以社会文化为尺度，人类与动植物殊异，无等价交换关系，难以平等地和合为一体；如以细胞单元为尺度，人类与禽兽草木无异（皆属细胞和合体），可以等价交换，利用遗传工程杂交和合；如以原子结构为尺度，人类与万物平等，没有任何尊贵性可言。《庄子》与名家学派深谙同异关系上的大小度量道理。如庄子的“万物齐一”与“肝胆楚越”，惠施的“大同异”与“小同异”，《墨经》的“同异”说等。

第二、智能创造道路。价值空间的危机或阻碍，意义世界的悖论或冲突，真正得以解决，在价值度量理论中是难以彻底实现的。根据《新人学导论》中关于“人是会自我创造的动物”②（包括价值与意义的创造）的公理化约定，只有通过智能创造道路，人类才能消除价值危机和意义冲突，达

到和合境界。

人类的创造本质，就目前的理解水平，可以归结为智能创造，现代人工智能技术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事实上，原典佛学最重智能创造。儒家孔子的“仁且智”（仁为“克已复礼”的行为能力，“克”可训为“能”）；孟了的“良知（智）”与“良能”；荀子的“有所合谓之智”，“能有所合谓之能”③；《易传》“乾以易知（智），坤以简能”④；《中庸》的“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⑤，仁勇属能，知即智。都注重人类智能的创造性品德及其文化开发。宇宙本来没有价值空间，自然本身不存在意义世界。价值空间与意义世界，是人类智能创造活动的文化结晶。只有在这里，和合效应才是基本的。价值可无限加和，意义可无穷迭合。价值加和与意义迭合，又是在智能创造实践中实现的。

智能创造道路要注意保证价值空间内的加和效应沿正则方向连续增益，防止价值空间的加和效应反变、顿断或减损、停滞，要注意确保意义世界中的迭合效应沿生成方向无限连通，防止意义迭合中的阻碍、坏死、荒诞、虚无等现象发生。

智能创造道路将创造功能限定在人类价值空间和意义世界内。以防神灵创世纪论、自然创生论等泛创世论，使人类智能创造范畴人文化、价值化、科学化。

三、和合学与科学技术

科技史上的综合与分化并行构成内在和合机制，科技与人文的和合历史及其现代危机，科技内在的和合精神是最高水平的人文精神新生态。传统人文精神必须在科技革命中涅 化转生，更新媒体。

和合学与20世纪的科学技术有两个基本的关系：一是和合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机制和人文特征；二是现代科学技术是和合人文精神向更真、更善、更美水平发展的全新基础和既成前提。

古代科学技术，是东西古代人文实践和合的文明结晶。欧几里得的几何学，综合了古埃及的土地测量技术思想，三角运演方法，以及古希腊的思辨自然哲学，概念辩证法。欧氏几何公理的普遍有效性支撑了西方古典哲学本质研究。当非欧几何出现后，便否定了欧氏公理的绝对性，使现象背后唯一绝对本质发生了动摇。这样，现象后面并不存在一个不变的永恒本质。每一个现象都得自己确立自己背后的本质。

托勒密的天文学综合了古埃及、古巴比伦和古希腊的天文观察资料，历法编制技巧，于公元140年的《天文学大成》中系统地、定量化地提出了地心说宇宙论模型。他巧妙地运用本轮--均轮体系，获得与当时观测一致的计算结果和宇宙论哲学假设。然而到了中世纪，托勒密的地心体系却被教会用来作用上帝创造世界的理论支柱。

中国的《九章算术》集秦汉以前丈量、测度、运筹、方程等等思想和算法之大成。九章即：方田--土地测量；粟米--计算粟米饭的比例等；衰分--各比例计算，如劳役、租税、产品如何按比例分配；少广--生活中方程算法；高体--体积算法；均输--如何公平征科；盈不足；方程--生活中方程算法；勾股。 些数学都有自身特殊的具体内容，并发现了数与数之间有某种必然的联系。吴文俊认为，《九章》机械化数学，将重新焕其光芒。

中国作为农业社会，对于天文历法特别重视，据《史记》记载：“盖黄帝考定星历”⑥。《索隐》引《系本》和《律历志》：“黄帝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伶纶造律吕，大桡作甲子，隶首作算数，容成综此六术而著《调历》也”⑦。黄帝组织了占日、占月、占星气律吕、算数以及造历，容成综合这些观测天文的资料，以算数的成果而制定了《调历》，（可能是《黄帝历》）。《汉书》记载：先秦有六历，“黄帝、颛顼、夏、殷、周及鲁历”⑧。秦统一中国后，曾采用《颛顼历》。

中西古代天文历法算数方面的科技成果，都是中西古代人文实践活动的科技珍品。

近代科学技术是近代人文解放运动的历史产儿。文艺复兴运动推动了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人文主义的弘扬，解放了人的创造智慧与发明才能。牛顿经典力学和瓦特等人的蒸汽机技术，都是高度综合的产物。比如牛顿是伽利略、笛卡儿、刻卜勒、哥白尼等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运动三定律及万有引力原理。运动三定律的外力推动的机械运动性质比较明显；万有引力原理扩展为天体运行动力与运动轨道形成的研究；并通过比较方法，测量诸天体的质量及相互间引力大小的数据；他还证明了以数学表达方式出现的万有引力的普适性，以及推测地球的两极是扁平的。后来求得地球扁率为1/334，与牛顿理论推算近似⑨。人文主义与近代科技，是西方近代文化进步的两个冲突融合难分的方面。

中国近代文化人文启蒙思潮的流产，以及近代科技在中国的失落，从反面实证了科学技术与人文精神冲突融合的关联。

现代科学技术是现代人文和平发展的强大动力。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有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观念的、民族的原因等等，错综复杂。就狭义的文化原因而言，是地缘政治论，人种优劣论和文化中心一元论，以及殖民主义观念等等。伴随两次世界大战的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是消除战争，保卫和平，克服落后，共同发展的人文文化的努力结果。尽管从局部的动机、暂时的情况看，似乎现代科技是战争的帮凶，先进剥削、压迫落后的手段；但从整体的趋势，长久的效果看，现代科技的不断革命和不断跨国界的发展，已将各民族、各国家、各地区连结成为一个生死与共、荣辱相关的利益和合体，使全球性战争和倒行式的衰落得到一些遏制，并终将被彻底清除。

生态、粮食、人口、资源、环境等全球性危机，与其说是科技引起的，不如说是科技发现的。事实上，即使在生产水平低下的农耕文化时期，亦已引发了土壤沙漠化、植被森林破坏，动物群落退化等地域性、局部性的生态危机、粮食危机、人口危机、能源危机都见于史书记载。将全球性的生存危机完全归咎于现代科技，理由是不充分的。导致当前各种危机的原因是很复杂的，它与人类由来已久的传统价值观念，实践方式和思维方式不无关系。人类依赖自己的创造，发明了高科技，创造了史无前例的丰富的物质文明，也导致了负面效应的各种危机。化解各种危机，也只有依靠人类自我创造，通过现代科技，从根本上转换人们的错误价值观念与不恰当的实践方式和思维方式，才能从根本上实现人类和自然的和平

共处与协调发展。这是因为，要使人类与自然和生、和处、和立、和达、和爱，就必须真实而系统地把握人类与自然的相互作用的实践法则，把握自然生态平衡的约束条件和人类文化进步的可能道路。没有高度发展的现代科学理论和高度完备的现代技术手段，就不会有人文精神的更真实、更完善、更优美的和平发展。

科学技术是人类文化实践活动的形式，又是这一活动形式的和合产物。科学技术的地位和作用，是人类文精神价值规范和行为选择的结果。科学技术的滥用，显示了人文精神的分裂和病态。对科学技术的厌倦、反感、担忧、悲观，甚至愤怒、仇恨，亦反映出人文精神的虚弱，不健康和不完善。

科学技术发展的内在冲突融合而和合机制，有两个必要的方面：一是科学技术理论的诸原理、诸学说和诸规程合乎逻辑创造性和合；二是科学技术活动的诸要素、诸方面和诸规范合乎价值的创新性和合。

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这两个方面是不平衡的。当务之急，尤其是对于人文学者来说，是完成第二个方面的创新性综合。相反，杞人忧天式的忧患，是人文学者无能的、不负责任的表现。

人文精神生生不息，但其媒体历经历史更替。宗教神学、伦理道德为人文和合精神的古代形态；科学理论、技术工程为其现代形态。中间以近代宗教革命、道德启蒙为联系环节的发展枢纽。

在不同的历史时代，和合人文精神会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古代的人文精神是通过哲学、宗教神学或伦理道德表现出来的。在古希腊人看来，在具体现象后面有一个抽象的存在，比如桌子、人的后面有一个抽象的桌子和一般的人。桌子人是具体项，如各门个体科学理论。在各门具体科学之上，应有一个统摄各类现象的东西，即一切理念的理念，一切科学的科学，这就是形而上学，即“物理学”之后或具体学科之上。对形而上学作理性理解的是哲学，作超理性的理解是神学。哲学与神的互补，构成了西方的宇宙观和人文精神。

在中国被奉为六经之首的《周易》说：“是故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朱熹诠释说：“卦爻阴阳，皆形而下者，其理则道也。”⑩卦爻阴阳是形器的现象层面，形器现象的后面是所以为形器的形而上之道或理。然而，儒、道、墨、名、法、阴阳各家各派以及佛教，各有其道。各家各派冲突、融合，构成了中国的宇宙观和人文精神。

近代的人文精神，是通过宗教革命与人文启蒙来解放自己的。西方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冲突互补，人文主义得以发扬。人文主义者承古希腊、罗马思想家关于发展人的才能思想，发展世俗化的人文科学，以便取代宗教神学。他们在语法、修辞、诗学、历史、道德、哲学等方面宣传和发展人道精神，表达新兴市民阶层的愿望和利益；他们以个人主义和世俗主义反对宗教禁欲主义和来世哲学；以人性、人道与神性、神道主义相抗衡。高扬以人为中心的革命，歌颂、赞美人，以针对宗教神学。18世纪启蒙时代的人文主义，有两种类型：一是以英、法、俄和德国费尔巴哈为代表的人道主义，属经验型的人道主义；二是以德国、荷兰的思想家为代表的理性型的人道主义。但他们均以人性人道反对神性、神道主义、倡导自由平等、博爱、权利、尊严、价值等。

现代的和合人文精神，是通过科学理论革命和技术工程革命来自我批判、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20世纪的和合人文精神，渗透在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之中。从思维方式上看，它集中表现为相对论的宇宙观、量子论的结构观与系统科学的关系学说之中。从实践方式上看，它主要体现为遗传学的生命工程、信息论的知识工程与智能科学的智力模拟之中。离开现代科学技术革命而别谈所谓“人文精神”，只能是对时代精神的误解。

正因为现代科学技术是和合人文精神的现代体现，和合学原理的实践运用便集中探究和合自然科学、和合伦理学、和合人类学、和合技术科学、和合经济学、和合美学、和合管理学以及和合决策学等领域中的人文化和合方式及其发展趋势。

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长期被囚禁在“经学”之中而不能开放，开放也不能转生。转换新的媒体必须落实到现实生活，用现代科技为其奠基，这是中国和合人文精神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合学原理实践运用的现实使命：一是尽现现代科学技术内在的和合精神及其人文价值；二是转生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和合理想，使其健康发展。

在20 -21世纪之交，人类文化处于转基时代。传统文化作为历史的文化形态，其文化价值观念，是与宗教神学的教条和道德形上学的准则分不开的，有的就是他们演绎下来的直言命令、绝对理念，真如本体。从形式上看，传统文化的价值系统是绝对的、永恒的，以及“万古不易”的“天理”、“良知”或“律令”。实质上是将人异化，使人成为价值理念表现自己的工具，异化成为天命义理施展权威的场所。

现代文化是传统文化的发展和取向，它是现实感性生活中的世俗化。它以现实的、活生生的人的生命生存、发展和完善为自己的立论基础和价值使命。它将现实人的安身立命牢固的确立在大地之上，并通过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文化的发展，不断增益人生的快乐和幸福，不断减损人世的痛苦和烦恼。换言之，现代文化将和合人文精神奠基在现代科学技术基础之上。只有如此，才能使人文精神脚踏实地，落到实处，避免虚幻无力与苍白无色；才能使学科技术服务于人类；避免盲目滥用与本质异化。这样，人文精神与科学技术就能融突而和合，人类社会才能化解各种危机，而开拓为和合的人文世界。

科学技术是人类生命活动的现实表现，是现代人类社会活动的内在实质。人的主体的生命活动一部分客体化为智能机，客体化的智能机又转化为主体的生命活动，在这互动中，便把人的创造性的人文活动推向一个更完善的阶段。从和合学的视野来考察，这种互动，便是和合人文精神优美化的现实基础和进一步发展的真正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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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已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趋势.国家间经济要素的密切联系,必然导致不同文化形态间的交流更加密切.文化全球化作为经济全球化的副产品,同经济全球化一样,并不是一种固定而单一的模式,而是多元动态的趋势;它排斥“文化中心论”、“文化民族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它是不同民族、国家和区域的文化形态和要素,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通和平等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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